第四章 如果说,在三十六岁之前,张学良已经铺设好自己的成功之路,矗立起“千古 功臣、民族英雄”的耀眼丰碑;那么,杨升庵呢?无论是科第夺魁,翰林富贵,还 是拼死哭谏,“以励名臣风节”,都还谈不上什么“名山事业”。他的功业、文名 的实现,端赖于边荒谪戍的赋闲生涯。这又是张、杨二人的迥异之处。 杨升庵流放到云南之后,当地的贪官污吏嫉恨他的刚直、廉正,企图进一步加 害于他。面对极度艰难的困境,他“壮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 “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见《明史》)在朝夕苦读的同时,著书四百余种,写 作诗词近三千首,被史家称作“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他不仅经史、诗文造诣深 邃,而且,在天文、地理、语言、戏曲、书画、医学、金石、博物等方面,均有建 树。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拔戟自成一队”,取得了突出成就。从一 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进了他的成功。“蚌病成珠”,仕途上的惨重蹉跌,为他 学术、创作的巨大丰收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恰恰增益了他在 精神世界中的获取。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博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 位。 而且,在久居边境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扬文教、学术交流的善行来说, 有明一代,亦当首推杨升庵。他的足迹遍布川、滇两省,当地士人无论识与不识, 都载酒从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见《蒙化府志》) 同张学良一样,杨升庵的情感世界也是很丰富的,他也有一位像于凤至那样贤 惠、多情、才华横溢的妻子——黄娥。于凤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黄娥则擅长吟诗 作赋。她们早年都曾享有完满的爱情,后来同样经历了惨痛的生离死别。于夫人与 张将军长别半个世纪,黄夫人与杨状元长别三十年。 杨升庵被罪谪戍永昌,黄娥远隔千里,无缘得见,相思情笃,发而为诗,题为 《寄外》: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在数十载的监禁中,张学良一直有红颜知己赵四小姐相依相伴;杨升庵也有两 位如夫人茹苦含辛,相濡以沫。她们都是与丈夫休戚与共,生死不渝,以似水柔情 舒解羁人的千般苦难,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们的生命之树,从而 分别寿登期颐和得享古稀上寿。 颇有意趣的是,张学良年轻时曾经有过酣歌醉舞的轻狂岁月,过着纨绔子弟的 放浪生活;而后半生则至端至正,同当年判若两人。与此恰成鲜明的对照,杨升庵 作为世家子弟,从小困缚在封建礼教的轭下,一切中规中矩,可说是:“两眼下视 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可是,流放到了边荒,就 开始“脱略礼度,放浪形骸”了。据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记述:升庵贬谪滇中, 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 侑酒,就便乞书,杨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 作双、r 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 这是一种个性的解放;同时,那种佯狂作态,放诞不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他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逆反心理,是对其终身罪废边荒的过苛处罚的消极反 抗;当然,更是他全身远祸、韬光养晦的一种方式。《明史》本传记载,嘉靖皇帝 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切齿痛恨,“每问慎(升庵名慎——引者注)作何状,阁臣以 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从这一点看,升庵自知不为当道所容, “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 正如他的挚友、重庆知府刘绘在《与升庵杨太史书》中剖析的:夫人情有所寄 则有所忘,有所讥则有所弃。寄之不纵则忘之不远,讥之不深则弃之不笃。忘之远 则我无所贪,弃之笃则人无所忌。无所忌而后能安,无所贪而后能适。足下之所为, 将求夫安与适也。 其实,联系到张学良将军羁身台岛时的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样做,固然可以看作是消遣余生,颐养天年,但是,能说其间不包含着《三国演 义》中“玄德为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的韬晦深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