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
文，批评一些文人对于文学创作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
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
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
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
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j-却与平庸为缘。”所论本来不分“京”、“海”：
“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云云，更对应得上“京派”的特色之一：他们多
半是北平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

    上海的苏汶（杜衡）起而反击，所作《文人在上海》一文（载一九三三年十二
月《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指责沈从文“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
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沈从文遂作《论“海派”》（一九三四年
一月十日《大公报·文艺》）和《关于海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公报
·文艺》），进一步阐发己见。多少承袭周作人从前在《上海气》中所说：“上海
滩本来就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
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
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然而沈氏并未自许“京派”，只讲
：“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
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论“海派”》）

    这里插说一句：正因为如此，师陀后来像沈从文一样不承认曾有“京派”存在，
进而连“海派”也一并否认。有云：“沈从文当初提出反对‘海派’，也许是讲‘
海派’写作不严肃，不包括思想问题。既然如此，也就不应把‘京’‘海’两派写
进文学史，更不应编什么‘京派’小说选，‘海派’丛书。因为对任何作家，他本
人总认为写作是严肃的。京海两派均非流派，西方文学史我知之甚少，中国文学以
地方分的，似乎也仅有所谓‘江西诗派’，那是它的作家所追求风格不同。”（一
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致沙汀）

    回到前面的话头，当年参与“京”、“海”之争者尚有他人，特别是鲁迅。一
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一文说：
“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
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
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
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
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
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
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之说，未必由
鲁迅首创：”京派“以”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划分，具有”官的帮闲“性质，却因
此一语定谳。

    以后鲁迅又作《“京派”和“海派”》一文（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第
二卷第四期），以“京派大师”代沈从文，以“真正老京派”代周作人，此外还有
谁属于“京派”，则未列举。不过鲁迅对自己先前的说法略作修正：“当初的京海
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
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大概在他眼
中。沈、周二位与“海派小丑”苏汶、“真正小海派”施蛰存及“半京半海派”林
语堂，已经无甚区别。

    很长一段时间，谈及“京”、“海”两派，均以鲁迅上述论断为据。前引沈从
文、师陀的话，却不无抗议之意。沈从文更说：“鲁迅批判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
人，但鲁迅批评他们，那完全合理，我指摘他们那便完全不合理。”（一九八○年
六月二十一日与金介甫的谈话）主要指对“海派”的看法而言；至于“京派”，则
要复杂多了。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讲“‘京派’是官的帮闲”，与现在所说
“京派”作家全不搭界，就连与《“京派”和“海派”》中指定的“京派大师”和
“真正老京派”也对不上号。倒是先前一篇用他的笔名发表，实际上为瞿秋白所作
的《王道诗话》（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申报·自由谈》），似乎可以用作这一考
语的说明：“‘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
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
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
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
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
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
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
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只是鲁迅把”帮忙“改派给”海派“，”
京派“则换成”帮闲“了。——显而易见，鲁迅所谓”京派“包括胡适和其他《独
立评论》作者在内，否则有关论断就要落空。至于论断确当与否，则是另一问题，
姑置勿论。无论如何，这与沈从文讲的”文学者“，与”海派“文人所反击的”京
派“，没有多大关系。

    鲁迅还有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一语即出此中，所说：“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
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似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
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
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
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
文入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
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
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似乎也与”官的帮闲“相
符。而这又恰与后来朱光潜的说法对上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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