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另有一番话说：“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
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
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
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使人联想到此前
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
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以及
此后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
他忘却……”显然“京派”也指过去“北京学界”他的一帮“伙伴”，如刘半农、
钱玄同等，还有胡适，——“官的帮闲”与“京派”，就此搭上边儿了。

    前引《“京派”与“海派”》的话中，隐约可见另一个人的影子，即周作人，
虽然他只能算是界乎“身稳”与“身退”之间。鲁迅对于“京派”的批判，其实是
对于周作人及“小品文”的系列批判的一个环节。只是始终未提周作人的名字；讲
得最明白的，只有《“京派”和“海派”》中“真正老京派”那一回。

    周氏兄弟一九二三年失和；其后一段时间，却仍然并肩作战，在女师大事件以
及与陈源的论战中均如此，直到一九二八年一并受到创造社、太阳社“革命文学家”
的批判。此后鲁迅通过翻译出版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转
向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并成为其领袖；周作人则坚持一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立场。“京”、“海”之争，不无二人暗自较量之意。

    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周作人概括自己的看法：“文学是不革命，然
而原来是反抗的。”（《〈燕知草〉跋》）此种“反抗”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
；是独立的，而不是附庸的。周作人认定现代散文——也就是他过去倡导的“美文”
——可以承担这一使命，而且自有渊源，即“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
（《〈杂拌儿〉跋》）。下一阶段他的思想，至此已见端倪。继而他借用“诗言志”
与“文以载道”概括文学上的两种潮流（《金鱼》），以“言志”承袭“反抗”，
并上溯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载道”则指与之对立的一切，包括“革命”与
“反革命”在内。“言志”所涵盖的并不止是周作人自己的写作。此时在他周围，
已经聚集了志趣相当的一群人，包括同辈的钱玄同、刘半农、张凤举、徐祖正，日
后被称为“苦雨斋四大弟子”的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和沈启无，以及梁遇春等。
一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废名和冯至合编的《骆驼草》周刊问世。发刊词所言“不
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以及“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
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
如斯而已”，深受周作人的影响。周作人、徐祖正、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梁遇
春、冯至等。是该刊的主要作者。论家后来将其中不少位划归“京派”。

    自一九二八年末以来，周作人的创作陷入低潮，唯《骆驼草》出刊的半年期间
写作较多。他提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
（《〈冰雪小品选〉序》）过去所说“美文”，至此已为“小品文”所替代；后者
涵盖了前者的文体特色，而更强调其渊源性和反抗性。周作人为自己以及志同道合
者找到一块立足之地，武器是“小品文”，旗帜是“言志”，以与一切“载道派”
相抗衡。一九三二年春，周作人应邀在辅仁大学做系列讲演，上述思想得到更系统
的阐释。后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此书影响很大，乃至引发“晚明小
品热”，一时选编、翻印成风，尽管只是揭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余绪，却有
反客为主之势。

    周作人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日记云：“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应沈君茶话之约，
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七时回家。”“沈君”即沈从文，已经接替吴宓
成为主编。新的副刊第一期于九月二十三日面世。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改由萧乾
主编。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创刊；八月一日，第
四期出版后休刊。以后朱光潜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
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
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

    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也借为这副刊撰稿，重新进入
创作高潮，《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
《秉烛谈》、《秉烛后谈》等集子，均写于此后四年间。沈从文与其他作者，如朱
光潜、林徽因、杨振声、李健吾、朱自清等，都和周作人一样自外于左翼文学或革
命文学；周作人的上述思想，或许在他们那儿得到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人
的所作所为，合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或“言志而不载道”。
周作人因此也就被看作“京派”的精神领袖，有“北方文坛盟主”之称。——话说
至此，可以总结一句：鲁迅所谓“‘京派’是官的帮闲”，乃是针对中国思想界和
文学界所有自由主义者而言。确当与否，同样姑置勿论。虽然除了周作人，别的作
家并不标榜“言志”，所写也不以“小品文”为主。而沈从文在批评废名《莫须有
先生传》“趣味的恶化”时，直接溯源于周作人——“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
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其大为反对的文人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同
样针对“文学的趣味自由主义”，所举代表，“在散文中有周作人俞平伯等的写作。”
（《论冯文炳》）沈从文讲“鲁迅批评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应该也包含这
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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