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九三三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鲁迅：《一思而行》）
这与周作人的言论有些关系，但并不完全相关。如前所述，周氏标举“小品文”，
与其说提倡一种文学样式，不如说强调个人的反抗精神，尽管他自己被誉为“小品
散文之王”；至于林语堂等津津乐道的“幽默”，周作人不以为然。在所编《苦茶
庵笑话选》的序中说：“中国现时似乎盛行‘幽默’，这不是什么吉兆。帝俄时代
一个文人说，讽刺是奴隶的言语，这话很有意思。乡民相遇，说某人‘伽蓝菩’了，
虽与当铺的伙计酒醉饭饱将头比屁股仿佛相似，实际上却有一个暗黑的背景。让人
民去谈论，发泄他们的鸟气，无论是真的苦痛或是假的牢骚，这倒是一种太平气象
罢。”但是文坛似乎无意对此细加甄别。

    一九三三年十月，鲁迅在《现代》第三卷第六期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
有云：“‘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
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
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随笔（Essay ），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
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
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
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
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
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似乎与《“京派”与“海派”》讲的是一
回事，不过一以文论，一以人论而已。虽未提及周作人的名字，却可理解是对其十
余年来思想与作品发展变化的总结。

    鲁迅后来所作《隐士》一文（载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十一
期），是对“‘京派’是官的帮闲”一说的进一步发挥：“登仕，是啖饭之道，归
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
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啖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
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啖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
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啖饭之道。”特别针
对“隐士”，似乎已与前此多所攻讦的胡适等无关，而把矛头对准“京兆布衣”周
作人了。下面这番话，论家多引用来评价周作人：“虽‘隐’，也仍然要啖饭，所
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
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
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而鲁迅称周氏为“真正
老京派”，便在此后不久。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问世。创刊号卷首登出“知堂
先生近影”和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被鲁迅说成“京派开路的期刊”。此期及
随后两期，还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和钱玄同的唱和之作。
左翼文人奋起批判。先是鳌容（廖沫沙）作《人间何世？》（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
日《申报·自由谈》），指责周氏“自甘凉血”、“误尽苍生”；继而胡风又作《
过去的幽灵》（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十七日《申报·自由谈》），有云：“周先
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
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
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
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其后许杰写《周作人论》（一九
三四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期），看法如出一辙。这与“京”、“海”之
争属于同一范畴。各位所论，其实都本诸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与《“京派”与
“海派”》。虽然鲁迅私下对此稍有异议：“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
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
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
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一九三四
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此言公布于世，已在其逝世以后。周作人在《重刊袁中郎
集序》中讲的，却与鲁迅之意暗合：“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
如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有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
发音者应无庸议。”（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公报·文艺》）

    巴金以短篇小说《沉落》（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五期）
参与了“京”、“海”之争。所塑造的那个“他”，“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
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
活”，即以周作人为“原型”。小说这样描写“他”的形象：“一个圆圆的光头，
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
并说：“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我所读过的连他的藏书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实恐
怕还只有百分之一！……我很奇怪他这个瘦小的身体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书。”据
作者讲：“《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
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这涉及对周作人三十年代创作与思想的总体评价
；如前所述，对此持否定意见者，不仅有鲁迅等左翼文人，还有沈从文。将近十年
后，胡兰成也提出“希望周作人的时代过去”：“我是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
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的，后期的文字呢。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
掩萧瑟。”（《周作人与路易士》）

    巴金与周作人确曾有所接触，见周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日记：“章靳以、
巴金二君来访。”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文副》招，来者金
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一九三四年一月
二十一日：“往丰泽园《文艺副刊》之会，来者适之、一多、思成、今甫、平伯、
佩弦、公超、上沅、芾甘、饶子篱君、从文夫人等多人。”然而巴金对周作人的了
解相当有限。譬如让“他”说：“勿抗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满洲国’也是这样。所谓恶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自己消灭了。
你要抗恶，只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做点实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没
有用，而且这不是你的本分。你们年轻人太轻浮了。真是没有办法。”其实周作人
从前在北京大学讲《近代欧洲文学史》时，已经说过：“盖Tolstoy 诏人以不抵抗，
亦并谕人以不服从。人唯当服从其良知，外此更无权威，得相命令。世间最恶，实
唯强暴。人以强暴相加，于己虽不利，而若以强暴相抗，则以暴敌暴，恶将更滋，
故当无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强暴加诸人，则宁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长其恶，故复取
不服从也。”而当沈从文责以“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时，巴金回答：“老实说
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不妨将其看作是关于周作人乃至整个“京派”
的一幅漫画像罢。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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