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与世界上不少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涌动起通俗文学的滚
滚洪流，真有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之观，然亦有支流蜿蜒，亦有水势大小，及至四
十年代末，内地终因政体变革而逐渐枯竭，前后持续半个多世纪。它发萌期的代表
作品，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张春帆的《九尾龟
》等；它终结期的代表作家有张恨水、张爱玲、徐讦、无名氏等。作者之众。作品
的种数和印数之多，都远远超过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在社会上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为建立新文学作家的“主体性”，
并以此启蒙社会大众，开始对当时这一主流文学现象进行发难。清末民初的绝大部
分通俗文学作者都成为牺牲品，被斥之为鸳鸯蝴蝶派。如果说，现代史上确实存在
这一文学流派，那真是群体庞大、情形复杂的阵营。可惜他们并没有共同的宣言或
宗旨，只是被认为有相同的“趣向”而被归纳在一起。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不但
是批判者所起，并且它的范畴和概念也在批判过程中不断修正。

    据目前所知，最早提出鸳鸯蝴蝶派概念的是周作人，1918年4 月19日，他在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时，批判当时旧形式、
旧思想的中国小说，特别提到“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
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厉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空气之外的，且可不必论他”。
1919年2 月2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七期上，他又发表《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
》，称“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
周作人说的鸳鸯蝴蝶派，乃专指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鲁迅对鸳鸯蝴蝶派的理解，
也是这样，直到1931年，他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提及民初的情形，说道：“这
时新的才子+ 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分拆
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是因为薄命，
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可见狭义的鸳鸯蝴蝶派，仅此言情小说而已。

    至于“鸳鸯蝴蝶”的由来，是因为那些小说内容不外才子佳人，双双成对，故
以鸳鸯、蝴蝶称之。新文学作家解释时，每每用“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
虫”来比喻。这两句是魏子安《花月痕》第三十一回里韦痴珠的一声叹息，魏子安
则从陈文述《无题》诗“七十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来，只是将“七十”
改为“卅六”。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因为民初小说大量采用骈四俪六，辞藻艳丽，
笔致缠绵，就像是成双成对的鸳鸯或蝴蝶。其实这也是当时风气，民初极推重骈文，
政府文告、通电均用骈文，类乎《玉梨魂》虽以散体为主，掺入大量骈句，以求得
小说的辞章之美，这也是小说“文章化”的最后尝试。

    鸳鸯蝴蝶派的“罪孽”，一步步深重起来。1919年1 月，钱玄同在《新青年》
第六卷第一号发表《“黑幕”书》，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与黑幕小说及《艳情
尺牍》、《香闺韵语》等连类并举，并称“四年以来，凡变过几种面目，其实十六
两还是一斤，内容之腐败荒谬是一样的”。同年同月，志希在《新潮》第一卷第一
期发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将当时的小说分成三派，“第一派是罪恶最深的黑
幕派”，“第二派的小说就是滥调四六派”。“第三派的小说，比以上两种好一点，
就是笔记派”。这第二派就是狭义的鸳鸯蝴蝶派，作者举例说：“诸位一看徐枕亚
的《玉梨魂》、《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定夷五种》，就知道了。”
由此可见，鸳鸯蝴蝶派已成为“逆流”，但还是有所特指，并未将它扩大化。至于
黑幕小说，乃是文学史上的冤案，当时世间有根据报刊上“黑幕征答”所编的《
“黑幕”书》，周作人、钱玄同等误以为是黑幕小说，其实《“黑幕”书》属于新
闻汇编一类。并不是文学创作。

    至二十年代初，新文学作家加强了抨击力度，除对狭义的鸳鸯蝴蝶派穷追不舍
外，将消闲和趣味的读物也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们在和新
文学争夺出版市场，并且新文学正处于劣势。1921年、1922年《文学旬刊》的“杂
谈”专栏上就有郑振铎的不少文章，他并不否认对手的强劲，如在《消闲》中说：
“中国的‘遗老’、‘遗少’们都说‘小说是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闲的’。于是消闲
的小说杂志就层出不穷，以应他们的要求。自《礼拜六》复活以后，他们看看可以
挣得许多钱，就更高兴地又组织了一本《半月》。对于这种无耻的‘文丐’，我们
却也不高兴十分责备。对于这班身心都就木的遗老遗少，我们也不高兴十分责备。
只是我们奇怪：许许多多的年轻的活泼的男女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也非常喜欢去买
这种‘消闲’的杂志，难道他们也想‘消闲’吗？”在《悲观》中，则引录了一封
来信，信上说：“我想新文学到了现在真是一败涂地了呀！你看，什么《快活》杂
志、《新生》、《礼拜六》、《星期》、《游戏世界》，已经是春笋般茁壮起了，
他们出世一本，同时便宣告你们的死刑一次。像这种反动力的‘泥’潮，也不要太
轻易把他放过；中国的土地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新文学所能够占领的地域，本就
只一角，如今又被他们夺回去了。他们正高唱着‘光复之歌’，你们真不动心吗？”
郑振铎在这封信后写道：“这种消遣式的小说杂志，近来忽然盛行的现象，我们也
早已觉到了。像这位友人的议论，我们也早已听见许多人讲过了。但我总以为他们
不免是‘杞忧’。”话虽如此说，但这是文学的争夺战。不能容纳对方阵线的扩大，
但理论尚未有所建设，那就是唯有“痛骂”了，于是称这一大批通俗文学作者是
“上海滑头文人”、“流氓文人”、“无聊的小说匠”、“文丐”，甚至称之为
“文娼”，并说：“什么《快乐》，什么《红杂志》，什么《半月》，什么《礼拜
六》，什么《星期》，一齐起来，互相使暗计，互相拉顾客了。”“痛骂”自然是
不够的，还要将它们“升格”。郑振铎在《通讯》里写道：“《礼拜六》那一类的
东西诚然是极幼稚——亦唯幼稚的人喜欢罢了——的东西，根本要不得。中国近年
的小说，一言以蔽之只有一派，这就是‘黑幕派’，而《礼拜六》就是黑幕派的结
晶体，黑幕派小说只是以淫俗不堪的文字刺激起读者的色欲，没有结构，没有理想，
在文学上根本没有立脚点，不比古典派旧浪漫派等等尚有其历史上的价值，他的路
子是差得莫明其妙的；对于这一类东西，唯有痛骂一法。”至此，消闲和趣味的文
学就被归入了“黑幕”，称之为礼拜六派。

    随着新文学理论的推进，鸳鸯蝴蝶派的范围才逐渐被认定。1935年10月，郑振
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里明确地说：“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
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那时盛行的‘集锦小说
’——即一人写一段，集合十余人写成一篇的小说——便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们
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
以冷嘲的态度处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当时社
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在喋喋地闲谈着，在装小丑，说笑话，在写着大量的黑幕小
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来维持他们的‘花天酒地’的颓废的生活。几有不知‘
人间何世’的样子。恰和林琴南辈的道貌岸然是相反。有人谥之日‘文丐’，实在
不是委屈了他们。”这样一来，凡民国期间强调趣味性、娱乐性和秘闻性的文学，
特别是小说（尤以长篇小说为主），包括社会、黑幕、娼门、哀情、言情、黑幕、
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官闱、民间、反案等各类题材，也
就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几乎全部，都被纳入鸳鸯蝴蝶派的范围。魏绍昌编《鸳鸯蝴蝶
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0月初版）、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
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8 月初版）都以这样一个广泛群体作为收录的范围
；五十年代以后的各家现代文学史，以及范伯群著《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9年9 月初版）、魏绍昌著《我看鸳鸯蝴蝶派》（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0年8 月初版）等等，也都这样来诠释和评述鸳鸯蝴蝶派。

    由于鸳鸯蝴蝶派长期以来遭到新文学作家的詈骂和奚落，几乎成了“封建”、
“守旧”、“顽固”，“堕落”的代名词，被“派定”为其中的人，大都不领此
“恶谥”。周瘦鹃就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他在《闲话（礼拜六）》里说：“我
是编辑过《礼拜六》的，并经常创作小说和散文，也经常翻译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
在《礼拜六》上发表的。所以我年轻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系，是个
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并说，“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作四六句的骈俪
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一派，礼拜六派倒是写不出来的。当然，
在二百期的《礼拜六》中，未始捉不出几对鸳鸯几只蝴蝶来，但还不至于满天乱飞
遍地皆是吧！”包天笑则在《壬寅杂诗》的《鸳鸯蝴蝶派》一首下注道：“1959年
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谈其鸳鸯蝴蝶派，说我是这个派的主流。又说我‘作品
体裁多样，长篇、短篇、话剧、诗歌，无不染指’。读之不胜愧悚。最近上海友人
又赠我以魏绍昌所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书，厚厚一巨册，当然对我亦无恕
词。我虽不愿戴鸳鸯蝴蝶的帽子，然亦无申诉之余地，有许多同文说是‘乱点鸳鸯
谱’，我也未免语涉不庄。试想我当时亲老家贫，卖文为活，不免东涂西抹，安足
供文学史的资料呢？”至于范烟桥、郑逸梅等则自封为“民国旧派”，他们知道自
己不属于新文学阵营，但又要与鸳鸯蝴蝶派划清界限。张恨水更不承认自己是派中
之人，1944年，他在五十岁生日茶会时作的《总答谢》中说：“我曾受民初蝴蝶鸳
鸯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
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以为蝴蝶鸳鸯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
误。后者，比前者思想前进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
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远胜鸳蝴派。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
礼拜六派，也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而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
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
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我决不像进步的话剧家，对文明戏三字那
样深恶痛绝。”这几位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名家的人，都不承认是派中之人，并非全
是想处身事外，而是他们对鸳鸯蝴蝶派的理解，还停留在徐枕亚《玉梨魂》的时代，
故而认为自己并不在其中。岂不知它的范围越圈越大，民国时期的文学，除新文学
以外，几乎都归并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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