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夏日曾经很盛大”，这里的夏日指夏季，但也隐喻着一个人生命盛年时期的
灿烂和挥霍。似乎青春就是用来挥霍和浪费的，是不是？而接下来的“阴影落在日
晷”、“秋风刮过田野”，即刻带来了一种紧迫感。正是在这样的关头，诗人发出
了恳求：在秋风刮来之前，“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迫使它们成熟，／把最
后的甘甜酿入浓酒”。生命就是这样一种转化和奉献。这“最后的果实”不仅是自
然界的果实，也正是“心灵的果实”或“诗歌的果实”。它意味着生命的实现和精
神劳作的“完满”。

    这也正好应和了那时我内心中最深沉的渴望。那时我时时感到，我们活着，但
另一个自己远远还没有诞生。第三节中的“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
时孤独，就永远孤独”，更为耐人寻味，并有一种警策之力：谁在秋日来临之际没
有准备好“房屋”，就不必建筑，因为一切都来不及了；谁在这时孤独，就永远孤
独，因为秋日来临时人所感到的孤独是致命性的，是一种永恒的孤独。这些诗句。
都像冰河上砍下的利斧一样击中了我，并在此后时时从我的生命中响起。

    但里尔克的孤独自有深意。在他那里，孤独也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它使生命更
成熟、更深刻了。孤独，这就是人生的收获。里尔克在另一首诗中还这样写道“我
是孤独的但我孤独得还不够，为了来到你的面前”。这个“你”是谁？一个灵魂的
对话者？诗神？上帝？这真需要我们以一生来辨认！

    所以要从事艺术，首先就要过“孤独”这一关。里尔克式的孤独，正体现了一
种对艺术家命运的承担。从事艺术即意味着生命的投入。你不投入你的生命，你投
入什么？这完全是一种自我牺牲。我至今仍难忘第一次读冯至译的里尔克《给青年
诗人的第一封信》时所记住的那些话，它在我内心所引起的战栗已超出了一切言语
：“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若你以‘我必须’对答那个严
肃的问题，那么，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职责是艺术家。
那么你就接受这个命运，承担起它的重负和伟大。”

    这样的教诲之于我，真是比创伤还要深刻！它使我从此看清了一种未来。可以
说，正是从里尔克、叶芝这样的诗人那里，我才更深入地领会到何谓“诗歌精神”，
或者说，他们给我昭示了一种最严肃、深刻意义上的人生。这样一些诗人给我带来
的，绝不仅仅是几首好诗或一些新奇的句子，而是对我的一生都无比重要的东西。

    但是在今天，这一切似乎都成为遥远的往事。世俗的力量日复一日地削弱着人
们对诗歌、对精神事物的感受力。里尔克和叶芝正在离我们远去，或者说似乎显得
愈来愈不合时宜了。人们甚至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轻佻来谈论他们了。这真是：
“苦难没有认识，爱也没有学成。”（里尔克《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我想，
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也正在于此。

    而我偏偏是一个“念旧情”的人，是一个“离近的远，离远的近”的人。这句
话出自多多，离近的远离远的近，所以他能创造一个独特的诗歌世界，并直达诗的
本源。在我1993年写的《另一种风景》中也有这样的句子“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却
呼吸着另外的空气”。这句诗曾被人特意用来作为“例证”，说我是怎样“脱离时
代”！那又怎么样？我想我只能呼吸另外的空气来帮助我活在这个时代，虽然这并
不意味着我就不关注我生活的时代。你不关注时代，时代还会关注你呢。但是，如
果我不呼吸着另外的空气，就无法生活在这个时代，愈来愈是这样了。

    后来，在叶芝、里尔克之后，我接触到帕斯捷尔纳克、米沃什、布罗茨基、阿
赫玛托娃、策兰、希尼这样的诗人。我自己的“守护神”，这里如实对大家说吧，
正是屈原、杜甫、但丁和以上这些诗人。我从全部历史中选定了这些人，对我而言，
他们就是全部的苦难和光荣。他们“来自过去而又始终就在眼前”。他们的存在，
对我的生命和写作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先说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诗歌品质及其命运，对我来说几乎具有
神话般的意义。他的完美真是令人绝望。我想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影响，这是一
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我是在80年代末期读到他的一批诗的。其中
《二月》的开头是“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一开始就震动人心。从此，早春
二月和缪斯的墨水就注定和这样一位诗人联系在一起。大家体会一下，这里不是二
月的雨水雪水而是“墨水”，而这墨水不是用来书写而是用来“痛哭”的！这真有
一种奇特的说不清楚的力量！从此“墨水”成为一种诗的隐喻，比如布罗茨基的
“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不过，帕氏的诗可能对我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早期的诗语速很快，而我这个
人比较笨拙，也更偏爱笨重、沉着一些的诗，语速太快我就跟不上。对我真正产生
实质性影响的是他的精神自传《安全通行证》和小说《日瓦戈医生》。我是在80年
代末90年代初那些难忘的冬日彻夜读《古拉各群岛》和《日瓦戈医生》的。那时别
的书都读不下去，而这样的书我生怕把它读完！《日瓦戈医生》我不仅读了两遍，
最重要的是，它使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也应该有这样一本书，或者说我们完全是
为了这样一本书而准备的！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写这本书是出于一种欠债感，因为同
时代很多优秀的人都先他而去了，比如他的朋友、诗人茨维塔耶娃，他在巴黎见到
她时曾暗示她不要回到苏联“别回去，那儿的风很凉”！但茨维塔耶娃太想家。还
是回去了，回去后第二年即自杀于苏联中部的一个小城。这给帕斯捷尔纳克留下了
终生的内疚和悲痛。他写《日瓦戈医生》就是为了“还债”，还生活的债，历史的
债。欠了债就要还啊。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让我敬佩，就在于他以全部的勇气和精
神耐力，承担了一部伟大作品的命运。

    就是这样一本书，还有书中的那种精神气质和氛围，使我整整一个冬天都沉浸
其中。书中的叙述，不仅写出了一个广阔动荡的时代，写出了一个天赋很高，同时
又很善良、正直、敏感，与他的世纪相争辩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其悲剧命运，还由
此揭开了俄罗斯的精神之谜。拉丽莎对日瓦戈说的那一段话“我们就是千百年来人
类所创造的两个灵魂，正是为了那些不再存在的奇迹，我们才走到一起，相互搀扶、
哭泣、帮助……”这一段带有挽歌性质的话，就一语道出了全书的精髓。的确，《
日瓦戈医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恢复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诗歌记忆，在一个粗
暴的、践踏文明和人性的年代，恢复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和尊严。

    这个小说就这样吸引了我。对我来说，它不仅具有诗的性质，还是一部精神的
启示录，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那些一再冒现又消逝
的关于自然与历史、个人与政治、宗教与诗歌的讨论，则犹如恢复与早就与世长辞
的朋友的往日谈话一样，创造了一个深邃的回音室”。那里面的爱情描写也不仅有
一种令人心醉的美，帕斯捷尔纳克通过这个故事，就是要在一个野蛮的年代重新达
到对美的价值、对精神的尊严包括对爱情的高尚力量的肯定。或者说，通过这种苦
难中的相遇和爱，证实那些更伟大的精神事物对人的庇护。正因为如此，对我而言，
这个故事被注入了神话般的力量。

    小说中的日瓦戈到后来猝然死去，因为只有死亡才使悲剧得以完成。应该说，
不是日瓦戈必须去死，而是他可以去死了！因为他已经历了一种命运并从中领受到
那无上的神恩，因为灵魂的远景已为他呈现，他可以去死了。就在日瓦戈的葬礼上，
有一位迟来的女来宾，那就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几乎消失了的拉丽萨。她就这样神秘
地出现了（几天后她又被抓进集中营，并永远消失在那里）。拉丽萨伏在日瓦戈遗
体上说的那些话，每次读都使我禁不住内心战栗，“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尤拉。上
帝为什么又让我们相聚？……你一去，我也完了。这又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大事。生
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美、质朴的美，这些我们是熟悉的。可是天地间那些琐
碎的争执，像重新瓜分世界之类，对不起，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永别了，我的伟
大的人，亲爱的人；永别了，我的水深流急的小溪，我多么爱听你那日夜鸣溅的水
声，多么爱纵身跃入你那冰冷的浪花之中……”

    《目瓦戈医生》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诗篇。在即将完成它的时日，诗人在病床
上这样写信给他的朋友：“我悄声低语：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语言——是
恢弘的音乐，感谢你使我成为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一生中你都在为我准备了
这个夜晚的来临。我感到欢欣鼓舞，幸福使我泪流满面。”

    什么时候我们满怀感激地这样说话，感到我们的一生活得值得，感到我们面对
的语言不是僵死的文字，而是恢弘的音乐，并闪耀着音乐的光芒的时候，我们才可
以成为一个诗人。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帕斯捷尔纳克，“活下去。活到底。活到最后”。这还使我
想到诗人同时代或稍后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乐》，那里面有一种犹
豫和推迟，总是不能推向结局。后来肖斯塔科维奇这样说了一句：“等待处决是我
一生的主题。”而这是否正是音乐的谜底？以及诗歌和诗人命运的谜底？面对这样
的诗人和艺术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90年代初，我就这样在一个“黑白照片的时代”和帕斯捷尔纳克守在一起。那
时我家住在西单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天大雪刚停，或还没有完全停，我乘坐——准
确地说是“挤上”公共汽车到东边农展馆一带上班去，满载的公共汽车穿越长安街，
一路轰鸣着向电报大楼驶去，于是我想起远方的远方，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想起
我们共同的生活和命运，满载的公共汽车轰鸣着，一道雪泥溅起，一阵光芒闪耀，
一种痛苦或者说幸福，几乎就要从我的内心里发出它的呼喊，于是我写下了这首诗
《帕斯捷尔纳克》。

    就是这样一首诗，“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需要以冰雪充满我的一生”。
我说出了吗？似乎说出了一些。说出了一些，是因为诗中的内在强度，那种精神的
进发性和语言的明亮，一生中似乎只能闪耀一次。其中的一些诗句如“终于能按照
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也唤起了广泛的共鸣。这些都
是我写这首诗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但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认同这首诗，因为
它如梦初醒般地唤起了他们的感受，他们由此感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那种“两难”、
那种疼，那种长久以来忍在他们眼中的泪……

    但是还没有“说出”，还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们的一生。当然，在今天我们已
很难呼吸到雪的气息了。但只要我们写诗，只要我们不想屈服于灵魂的死亡，就需
要以“冰雪”来充满我们的一生。

    90年代就这样过去了。如果追溯起来，首先应是海子的死。海子的死意味着一
个时代的结束，从写作上，我们就必须重新开始。大家都熟悉《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它美好、开阔、温暖，甚至还带有一点可爱的大男孩气，因此深受读者喜爱，
但却无法使我这样的人满足。在我看来，海子是“加速度”完成的，而我本人更喜
欢那些在野地里自然生长的，经风沐雨、带着时间本身的分量和痕迹的事物。这就
是为什么90年代后我们转向了像米沃什那样的带有历史见证和沧桑感的诗人。

    这也和我们自身的经历吻合。一个人经历得多了就会体验到时间和命运的威力，
就不得不去考虑如何用诗歌来承担这一切。对此，我想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一个柔
弱的女诗人告诉了我怎样以诗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她就是阿赫玛托娃。阿赫玛
托娃很早就用她的诗篇征服了一代读者，但是她非常不幸，与她相关的男人后来一
个个都死掉了，她的儿子也被关进牢里，“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静，／请赐予我
痛苦的荣誉”，这是她的诗句。命运就这样造就了她。后来她的诗愈写愈好，当然，
也愈来愈沉重，带着历史的重量。似乎在她的每一首简约克制的诗背后，都有一个
命运悲剧的“合唱队”。布罗茨基曾称她为“哀泣的缪斯”，对我来说，这是一位
说俄语的但丁。与其说她作为“未亡人”活了大半个世纪，不如说她是被诗歌特意
“留下来”的人，以完成一种更艰巨、也更光荣的诗歌命运。

    除了这种历史意识外，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变也加剧着作为一个诗人的
荒谬感。进入90年代，80年代那句话就要倒过来了，那就是谁写诗谁就不正常。我
们之所以坚持下来，正如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所说：“我喜欢写诗的荒谬／甚
于不写诗的荒谬。”

    当今的诗人们就在这种荒谬中坚持。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引用了海子的诗“我
不得不与圣徒与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我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纠正，说不
是“圣徒”是“烈士”！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又是与一些什么样的人走在同一条
道路上呢？肯定比海子当年见到的更多更杂更让人感慨万端。海子当年还可以说清
楚，现在说不清楚了。那好，既然这么多人拥在这条路上，那我就让开。让我走另
一条路，或是干脆往回走。

    当然，这往回走的路还是同一条路，只不过是一条更孤独、也更艰难的路。

    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诗？我想来想去，就是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荒凉。我在昌
平乡下有一处房子，长久没回去住，一打开大铁门，只见满院子的野草疯长，甚至
高过了向日葵，连满树的苹果也落在地上开始腐烂了。我真是惊讶于这种荒凉的力
量。的确，一个人长久不写诗了，就会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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