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终于有人肯要我了。工作地点在长安镇涌头村黄金大厦一楼。黄金大厦,听上 去很光鲜、很气派,事实上它的颜色是灰暗的。这是一家电镀厂,车间里浸满了五 颜六色的化学药水和难闻的气味,要穿一尺多高的高靿水鞋才能进入车间。老板是 香港人,经常开一辆黑色汽车,戴一副墨镜,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大哥大”,很 酷的样子。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港产片里的黑社会老大。这个香港老大不爱说话, 也许是不爱和工人说话,我在电镀厂做了三个月的电镀工,他只对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的是广东话,我没有听懂。大概是叫我小心一点的意思。那一次,我在车间处 置一筐电镀饰品,那些电镀挂件都有很尖锐的钩,灯光一照,能发出让人心跳的白 光。我的血就是在那个时候喷出来的,那些尖锐的钩子深深地刺进我的手心,主管 跑过来,责问我为什么不小心,所以后来我理解老板对我说的那句广东话,大概也 是这个意思。 血不是流出来的,是喷出来的,当钩子拔出来的时候血就往外喷,“热血奔涌” 绝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词,它真实地来源于生活。我用很大的劲儿按住伤口,却阻 止不了血的力量,血沿着我的手腕溜出来落在地上,很快和地面上的积水融在一起, 化为另一种颜色。办公室的一个小女孩被我吓坏了,老板叫她替我包扎伤口,她怕 血,但她真正面对的时候,比我更勇敢,她一只手托着我受伤的手,另一只手帮我 用红药水擦拭伤口,帮我涂抹云南白药、裹上纱布,很认真的样子。她的手有些颤 抖,眼神充满怜惜,我想她一定有点心疼。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南方小镇,被一个素 不相识的女孩子心疼,我觉得很光荣。我注意到她胸前的厂牌上写着她的名字:叶 娟。我记住了这个温暖的名字。 最后一次为我换药时,叶娟说她要走了。工友们说她不配合老板的工作。至于 怎么不配合,有很多说法。我没有问过叶娟,她是老板身边的人,我和她的身份有 些悬殊,这让我很自卑,所以后来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进办公室工作,这样,我 就可以和叶娟说上话了。 叶娟走后,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孤单,我也想走。有了一些工作经验,找工作比 以前容易多了。对这个城市,我不再恐慌和茫然。我很顺利地应聘进了一家外资企 业,老板是日本人,叫香取雅照。他居然跟我讲中国话,这让我很惊讶。他对工作 的热爱让我深受影响,我想我后来在外企管理层严谨的工作态度就是在那个时候被 他潜移默化的。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很多时候,我和工业区的女孩子溜冰回来还看 到他办公室的灯亮着。他也戴一副眼镜,但他没有骗我的钱,而是教我学习来自日 本的技术。他甚至用中文教我学日语。我记得他发给我的第一个月工资是462 块钱。 印象深刻啊,第一次赚这么多钱! 我在公司认识了一个叫益的女孩,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另一种精彩,她的眼睛 很大,看上去很舒服。但我们并不能光明正大地恋爱,益的母亲对我看不顺眼,她 说我是一个湖北民工,配不上她的女儿。益的哥哥甚至领着一撮人堵在汽车站的人 行天桥上,把我打得天昏地暗。这些算得了什么呢?我只要想一想和益的爱情,心 里就暖和。 我选择了益,放弃了工作,我跟益说,爱是一生一世,不后悔?益点头,豆大 的泪珠滚落下来。我辞职的时候,香取雅照用中国人的方式和我握手,他表示惋惜。 那时我已经被提升为领班。我说这没有什么,有人在乎事业,有人看重爱情,我属 于后者。 爱情是个好东西,它让懦弱的人勇敢,让有工作的人四处流浪。 我总是走不出长安镇这个地方。 休息一段时间后,我进了一家塑胶厂,也是日本人开的。生产录音机外壳。 时光已经来到1998年夏天,我端着一杯咖啡坐在有中央空调的写字楼里给益打 电话,窗外白石山上的“妃子笑”压弯了荔枝树,我敢保证我的心情比长安的天空 更蓝。我跟益说:等赚了钱,就娶你。那一刻,我不知益怀着怎样的喜悦。我激动 地在草稿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就是我当 年的豪情壮志,尽管这比喻有点牵强。很多年以后,当我带着儿子在长青路上玩耍, 偶然看到益牵着她女儿的小手在我面前走过时,我突然有一种光阴倒流,世事轮回 的错觉。 我努力地表现好不容易博得益全家人的好感,结婚的事已提到了议事日程。意 外偏偏发生在关键时刻。2001年7 月28目,一个不太吉祥的日子,一场车祸消灭了 我们已经走到婚姻边缘的爱情,在医院的例行检查中,我被查出患有血吸虫病(此 病洪湖地区多发)。这对于出生医药世家的益来说,简直就是晴空霹雳。因为情况 紧急,我被送到洪湖血防医院治疗,益则被家人绑架回了湖南老家。我在思念和痛 苦中度过了两个月的治疗期。初步康复的我不顾医生的反对迫不及待地赶到湖南, 却并没有得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家里的电话号码变成了空号。我拖着疲惫不堪的 脚步迷迷糊糊回到东莞,一个人躺在笔架山公园的草坪上看夕阳西沉,我像一个走 在黑夜旷野里的独行者。一种强大的孤独感向我袭来。我知道益走了,她把短暂的 快乐和永恒的伤害留给我。我苦苦坚守了1605天的爱情,在世俗的风暴面前,终究 不能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