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学问有“死的”和“活的”之分，有“真的”和“假的”之分。

    对人有用处，对生命有价值，对生存现状有益处的，才是真学问。真学问，大
多依赖切身的经历、验证与体悟，不是纸面文章。真学问，又难以手把手地传承或
积累，只好靠后来人重新亲自体验。

    中国的中医是真学问，其他国粹如京剧、书画等，更多的成分是艺术。艺术，
不等于学术或学问。

    假如做学问不能利于自身，不能改善现实的生存状态，那便是假学问、伪道学。
当然，普通人之于学问只是一种职业，是工具，所以不能期望每个学者的“学术著
作”都能通透与达观。

    “著作等身”，乃是无奈的学术攀比所导致，糟践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时光，更
是集体的森林。

    在计算机程序里，有所谓的“死循环”，它如同人身上的“赘疣”，虽然也在
忙碌地运行，但对整体而言，无益而有害。

    假如一种学问做到只有个人能懂，那就麻烦了。学问最大的人，他的所谓学问
不能被验证真伪，实际上也就不具备普遍性。

    人都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耳鸣，可别人却根本听不到。

    《中庸》有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问学”与“学问”有所区别：学问是学问，“问学”
是探讨如何做学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三种诗词“境界”，情致虽有所区分，但没有高
低前后的实质差别。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提出的这“五之”，
指出问学一般需要经过的过程，循序渐进而又有所交叉。

    读书明理已是很难，其后，学以致用更是关键。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
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知而行、由才而德、由小而大，见出了问学的不同格
局。

    “知行合一”：知就是行，行也是知。

    人在完成教育学习的最初阶段之后，走向社会，开始是为稻粱谋；基本生活条
件具备之后，于是有所炫耀、欲求，开始为名利谋；物质条件充裕之后，转而思考
幸福本身，注重生存质量、生命实际，能为修身谋；最后，精神升华，能舍弃个人
一己之私，寻求道德寄托、无私境界，于是为济世谋。

    “稻粱谋”、“名利谋”、“修身谋”、“济世谋”，问学的这四个境界，虽
然明显沿着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思
路，但与道家与释家的思想异曲同工。

    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到底能怎的？“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
是山，见永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
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吉州青原惟信禅师的这三个说法，
透露出认识的不断上升过程。在境界修为的变化中，“我”起着关键作用：有“我”
在，则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无“我”在，山只是山，水只是水。

    应该明白，因为绝对的“有我”或“无我”都做不到，所以，山与水永远都处
在“是”或“不是”的动态判断中。

    山色是变化的，在拂晓、早晨、中午、下午、傍晚、夜间，在近处、远处、高
处、低处，观察起来自是不同。问学与人生的味道，正如看这山色，感触随着时间
与空间而变化。

    观察的距离、角度和高度，决定了结论的准确度与全面性。

    做学问，从公共利益而言，应该选择那些对群体有价值的领域；对个体自私而
言，可以选择那些更容易直接娱乐自己也同时可以娱乐别人的职业，比如艺术。

    学问是无止境的，而人的生命有限，所以谁也不能穷尽学问。真理是动态的，
终极真理则是一种假设的“存在”，追求它则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愚蠢，尤其在才情悟性、知识结构、思维模式、语言表
述等都有了一定储备之后，基本定型了，彼此之间就很难互相说服。此时，“商量”
的方法就成为学问素质的必需。切磋琢磨，互相砥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是一
相情愿，而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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