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鲁迅不在第一时间写悼念文章，源于他的一种根深蒂圈的看法，“死者已经被
人遗忘，人们只记得谁的挽联妙，谁的悼文好”。死亡变成了一次应景“作文”的
比拼，这是鲁迅更深层次的悲哀，他是不愿意参与到其中的。所以他写的悼念文章，
更像是一种追思，而且写作的原因，也时常要说明是被人要求和催逼之后的行为。
《记念刘和珍君》里这样说明自己写作的原委：“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
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
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
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然而，事实的惨烈早已超出了写文章的冲动，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这就是鲁迅当时最真切的感
受。他写《忆韦素园君》，文章开头就说明：“现在有几个朋友要记念韦素园君，
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
怎样的东西来。”他写《忆刘半农君》，开头第一句就声明“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
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
老朋友。”不难看出，或被人“正告”，或为尽“义务”，或完成“命题”文章，
鲁迅写悼文，并没有一上来就渲染自己和死者之间的友情，如何悲痛，如何哀伤。
淡淡的感情铺垫后面，其实另有深意。

    鲁迅总是用“记念”这个词表达自己用笔怀念死者的心情，而不是人们通常使
用的“纪念”，其实是他复杂、隐忍、痛苦、悲愤、哀伤、深重的心境的简洁表露。
“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一字之差，却大有可以回味的余地。很
多人把《记念刘和珍君》想当然地、惯例式地误写成《纪念刘和珍君》，如果真切
地体味到鲁迅的用心，这样的区别就不应以“文字”之由简单忽略。

    鲁迅害怕悼文成为“应景”之作。他也不相信悼文对死者真有什么意义，然而
记忆总是来折磨他，感情的碎片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消散，反而聚拢为一股强
大的潜流，冲击着自己的心灵。他回忆韦素园，上来就说：“我也还有记忆的，但
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
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
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翻动这些难免悲伤的记忆，是鲁迅所不愿意
的，却又是他难以排释的。

    记忆的不能抹去，说到底是感情的无法淡漠。

    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并不因人已死就必得其言尽善。读鲁迅“记念”亡人的文
章，我们常能感到他评人论事的客观，就好像真的还在和那死者对话，坦直地说出
自己要说的话。然而你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与死者面对面的坦诚交流，甚至是对
死者人格的一种尊重，而不是生者的刻薄，特别是在对方已经无权回应的情形下，
这种刻薄是令人生厌的。他怀念柔石，想起同他一起外出行走的情景，“倘不是万
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他对
同为进步青年作家、最终一起被杀害的柔石的女友冯铿的第一印象是，“我疑心她
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而且认为“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他并不
为死者讳。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开头，鲁迅讲述有人因参加章太炎先生追悼会的人
数不足百人而慨叹，并因此认为青年对本国学者“热诚”不够。鲁迅却直言自己并
不认同这一看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章太炎先生曾经也是一个革命家，然而
“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而且坚持认为“先生的业绩，留在
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并不为尊者讳。

    1933年，鲁迅为已经被害七年时间的李大钊写过《题记》，回忆了印象中的李
大钊，他这样形容记忆中的李大钊：“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
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即使是对李大钊的
文章著述，他也并不一味说好，认为“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
但又坚信，“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
丰碑”。“未必精当”四字，是鲁迅对李大钊为文的突出印象，他必须要说出来。
他甚至在文章中承认，对李大钊的死，自己“痛楚是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
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只有鲁迅才会这样
说，既不失真切的感情，又见出独特的风骨。

    对于刘半农去世，鲁迅说自已“是应该哀悼的”，并不隐藏淡漠之意，而且对
自己和刘半农是“老朋友”这个定义，也坦言“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
难说的很”。他回忆了与刘半农的交往过程，叙述了为刘标点的《何典》作“题记”
而“很伤了半农的心”，坦白后来在上海与刘相遇，“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在文章的结尾，鲁迅更直率地说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
这是一个诤友的直白，因为“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
农”，“我愿以愤火照出他十年前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
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一种深邃的爱意洋溢在冷峻的、直率的笔端。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