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事实上,究竟应当歌颂革命青年的勇敢赴死。还是强调生命的宝贵,鲁迅本人 也是矛盾的。这是他迟迟不肯写悼文的深层原因。柔石等青年被害的消息传来,鲁 迅当即就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并坚信“我们现在以十分的 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 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 争”。但两年后写下的“记念”文章中,却又表达了另外一种悲愤的感情:“不是 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 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法从青年的鲜血和生命代价中乐观起 来。 一方面,鲁迅始终认为,一两篇悼文于死者“毫不相干”,另一方面,他又特 别看重那生命的付出究竟能带来怎样的“生”的希望。所以才有他总是以接受“正 告”、为尽“义务”、完成“命题”的口吻进入对死者的“记念”。因为鲁迅既是 深邃的思想者,又是肩担责任的战士,同时又是感情丰沛的诗人,他对亡人的怀念 于是被涂抹上复杂多重的内涵。但无论如何,鲁迅是一个清醒的思想者,他绝望, 甚至于认为连绝望本身也是一种虚妄,然而他从未放弃过对希望的呐喊,哪怕这种 呐喊只是为了别的更加有为的青年能够因此奋进。这是他“记念”并试图“忘却” 亡者的真正的思想根源。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 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 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之节烈观》) 面对死亡,鲁迅并不急于去追认“烈士”之名,在评价“黄花节”时,鲁迅一 再强调,“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 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他甚至也不反对人们在“黄花节”时热闹一番, 但他更希望看到人们在热闹之后,能迅速行动起来,去做“自己该做的工作”。 鲁迅害怕死者被生者忘记,害怕青年的鲜血白流。他在热闹的场景中想到烈士 的价值,在别人忘却的时候为亡友送上追思。但他并不把自己的这种思想道德化, 并不把这种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作为道德武器去挥舞,他是一个在绝望中怀着希望的 人,是一个愿意把希望之光播散、弘扬的文学家。就像《药》的结尾为革命者夏瑜 的坟头安放花环一样,孤独的鲁迅常常在阴冷的暗夜传达温暖的信念。“但我知道, 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是的,这是鲁迅的 信念,但它更是一种期望,期望人们和他一样,没有忘却青年的鲜血。 思想者鲁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死亡的思考。他的很多思想,奇特、锐利、深 邃、沉重,常让人联想到几位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尼采、叔本华、克尔恺郭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很多关于生命和死亡的观念,都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具有某 种潜在的暗接和呼应。不过,鲁迅的独特在于,他同时更是一位现实的革命者,是 一个时时把目光盯在民族存亡和国家命运上面的战士,这同样体现和贯穿在他对死 亡的思考中。 人有没有灵魂,世间有没有鬼魂,鲁迅的回答总是一种模糊的质疑,一种诗性 的猜测。或者说,为了能够和死者达成对话,他甚至愿意有所谓的“鬼魂”存在, 疑惑如祥林嫂、忏悔如涓生。都有类似的表达。“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 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 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伤逝》)但鲁迅知道,诗性的想象代替不了无可更改的事实。相信鬼魂的存在,是 对生者的约束,让他知道死后还有忏悔、追问,生命即使消亡了却还有“生”的责 任。但如果这样的疑问变成一种幻想和迷信,则又会引出“瞒”和“骗”的恶劣本 性,这是鲁迅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形。 鲁迅同样不相信一篇悼文能为死者招魂,如果悼文所起的是麻木生者心智的作 用,那还不如干脆没有这样的文章。于是,我们从《无花的蔷薇之二》里读到这样 的话:“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他相信:“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 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空谈》)活人写下的悼文,最多是活人自己借助笔 墨发泄一点心中的积郁。“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 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是文字 的无力处,也是活人的无奈。悼文其实“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 如此而已”(《记念刘和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