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随着20世纪的到来,敦煌千佛洞的藏经石室洞开,尘封千载之久的“敦煌遗书” 重见天日并远走他乡——相当一批文献文物被掠往英、法,或辗转流向俄、日。这 一事件本属国耻,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始 料未及的是,作为重大考古“发现”,不期然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热门学科——敦 煌研究,敦煌学。在吸了西方百年问好几代学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走出伤痛,加 入到这一研究行列。起初是远赴海外查找资料、带回胶卷,随着这批文献在国内整 理出版,敦煌研究的主力军回归故乡本土。 敦煌遗书中约有七千件吐蕃时期的藏文古卷,从文献经籍到告牒契约,大多流 散国外。经过藏学家多年努力,重要的文档已经王尧先生等译成汉文,有《敦煌吐 蕃历史文书》出版。其中的“大事纪年”起讫于公元650 ~763 年,虽不足以反映 吐蕃时期全貌,却为史家重整吐蕃史提供了难得的可信依据;正因其要言不烦,也 为后来的作家预留出想象的空间。 在我最近的写作中,举凡神话一传说一英雄时代的描述,从这批古籍汉译中借 取甚多。其中藏地上古神话里的天地之战、铜铁之战、松石之战,以及家马的起源、 亡者之乡及祭司超荐种种,那些传播过不知几千年,现今在故事屎产地也被遗忘了 的精神生活,居然来自老旧宗教的仪轨书。作为民间社会的重要职业,苯教师负责 沟通天地人神,致力于终极关、怀,他们的仪轨书不仅仅是其职业活动的广告说明, 透过内中案例所涉及的,是早已失传的高原社会场景,虽然很有限,却属绝无仅有。 这些故事被辑录在《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 由于藏文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同期到达,这类口口相传的仪轨故事形成书面文 字的时候,西藏高原一统的战争正在进行,原有的秩序受到扰动,死后的世界开始 改观,所以故事中不时可见对于“美好的黄金时代已逝,灾难的捐税时代开始”的 慨叹,不时可见对于“这一切均不属于新教,而是属于从前的古老习俗”的强调, 不时可见的还有“坚忍属于神和铁,人的思想没有一刻是坚定的”之类格言。不变 的是改变,而改变中亦有不变:“从前行善的人现在还在行善,过去有用的东西现 在仍然有用。”伴着这样的一唱三叹,仿佛有苍凉凄美的古风来袭。它就像一面镜 子,映照出人类各族群大致相似的童年。 通过《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传递的信息,可见从吐蕃开启到鼎盛时期的血性生 猛,活力激荡。唐蕃并立两百余载,共同了兴衰,战争固然是主题之一,但高原和 内地之间、汉藏及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叠合却是空前的繁密。藏文古卷中既有《 尚书》《战国策》等名典的藏译本,也有《孔子项橐相问书》的直译和改编之作, 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版本,是这位儒家圣人最终成为苯教的“百变之王”。另有《 史记》中“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典故,也被照搬在松赞干布平息属部叛乱的 征战过程中,自荐者名叫米钦……凡此种种,并未纳入这部文史故事中,那是需要 计划单列的。 吐蕃时期的敦煌,集中了一批藏、汉等多民族的文化精英,比如从事佛经藏汉 文互译的法成法师,陈寅恪先生曾将其与玄奘并列,并称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 虽说这位法成的族别是汉是藏,目前藏学界仍存不同意见,但他显然超越了民族属 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理应青史留名。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从史前走来,身后的风景渐渐斑驳,古老的故事连带古老的言语,一路失落— —时至今日,全球仍有数以千计的语言正濒临消亡,已经消亡的则无从计量。只有 文字可靠,即使变化也有迹可寻。藏文系拼音文字,这批珍藏于敦煌的古卷以古藏 语写成,且是在公元9 世纪对于古藏文重新厘定之前写成,大大增加了辨识翻译的 难度,为此格外感谢付出了心血的翻译者,让我们这些被阻隔在藏文门外的读者, 共享了珍品的盛宴。追本溯源,尤其感谢敦煌遗书的创作者和保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