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间在1917年,当陈独秀应邀来北大的时候,敏感的钱玄同便在1 月6 日的日 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矣,足庆得人,第陈君不久将往上 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之后蔡君拟 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 此后的日记不断有对陈独秀的记载:“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趼人、李伯 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 当矣。”(1917.1.23 )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 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17.1.25 ) 钱玄同向来狂放孤傲,很少如此佩服别人,这能看出陈独秀当年的诱力。我有 时翻看五四前后文人的日记、尺牍,深味那一代人的气象。其卓绝之态为先前所罕 有。自然,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 可知。在那些有趣的人中,陈独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他到 北大,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荐。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 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蔡元培信以为然, 便很快将陈氏召来。陈独秀来京后,颇感同人甚少,觉得需有新人加入进来,遂向 蔡元培力荐胡适,以此扩大人马。那一年元月他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透露了心曲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为约弟为文科学长,北荐兄下以代。此时无人, 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 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 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 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 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一边是劝胡适归国,一边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有 :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陶履恭、陈嘏、刘廷 陵等。到了1918年,队伍忽地扩大了。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 沈尹默、常惠、沈兼士、陈衡哲、欧阳予倩等新人加入进来了。不过新入的作者, 大多是谈学理,言时态,搞翻译,唯有鲁迅,搞的是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新诗, 别的作者,虽也有搞新诗的,不过凑凑热闹。创作上独步文坛者,唯鲁迅一人。所 以那面目,就不同于众人,陈氏本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青年》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欲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 都是些新的面孔。气韵也大异于别路人等。杂志起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 一号起,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之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注重它的色调。比如 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 品评,像初春的风,吹来股股暖意。一百年来,中国文化风潮更迭起伏,很少有《 新青年》那么风驰电掣,气象阔大,且摧枯拉朽。如今思之,真是让人神往不已。 陈独秀办刊,有两个特点值得回味。一是对域外的文化思潮敏感,引介颇得分 寸;二是问题意识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他组的文章,或输入欧美的 学理,如高一涵的《乐利主义与人生》,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美国人之 自由精神》,马君武的《赫克尔一元哲学》等,或对旧文明的抨击,如陈氏自己的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再论孔教问题》,李 大钊的《青春》,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等。文章多有 文采,慷慨激昂。又本乎学理,不是意气用事,是颇有张力的。前期的杂志以论述、 评介为主,到了1918年,创作渐渐多了,有了新诗,有了小说。还有编者与读者的 通讯,整个感觉是动的、新的、深的。诸多篇目,系着那一代人的心魂,动人的文 字一时难以述尽。 读《新青年》,陈独秀的性格历历在目。几乎没有温吞的文章,精神是开阔的。 他特别喜欢引介域外思想,译了大量文章,常常有着针对性,对读者而言,不能不 说是一剂良药。他译法国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介绍现代欧洲文艺史,推荐欧 洲科学家的思想,气度上颇似梁启超,然而境界却高远得很,内蕴更为丰厚。陈氏 看中国问题时,一语中的。爽言爽语,我以为是有了域外文明作参照的缘故。他熟 悉日、英诸国文字,对政治学、文艺学、科学史、法律等均有兴趣,文章自然通体 明亮,博杂丰富。他后来搞起政党建设,投身社会运动,与他的知识兴趣,很有关 系。《新青年》较之于后来出现的《语丝》、《沉钟》、《骆驼草》等,气象阔大。 非别人可以比肩。原因自然是包罗了诸种人文学说,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文艺层面, 都高耸于社会之上。后人至今仰视,其间不乏对这位主编的赞佩。 他性格里有种论辩气,不喜宁静致远的笔法。《新青年》屡屡引起论争,题目 不说惊世骇俗,亦可谓奇气四溢。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 和平议》、《偶像破坏论》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或引起争议,质疑者当不在少数。 相比于他的友人,陈氏似乎更喜欢将问题推至极端,如晴空响雷,滚动于人们的心 头。不同于陈氏的是,胡适有点温文尔雅,周作人沉着平淡,鲁迅峻急、苍冷。钱 玄同虽有凌厉之气,但不及陈氏明快多致,精神的维度唯有陈独秀让人刮目,你看 他的《偶像破坏论》,多么迅猛激越,有刚烈之风:“世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 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 得有用,这般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为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 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 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 自己,非是偶像自身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 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 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 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细看作者的文字,有些武断的一面,对后世影响可谓深矣。文章类似口号的罗 列,不容置疑。这是在传统压迫下的呐喊,乃反叛的声音,对那时的青年,不能说 不是一种鼓动。但那叙述的模式,思维的逻辑,都过于简化,不及胡适、周作人绵 密,亦无鲁迅的深邃,文本上的价值,就要打一点儿折扣。我喜欢他述学、谈史的 文字,对宣言体,有一点别扭。因为缺少温情,人性的维度过小,于是易流于新的 八股。其实后来文人,每每喜用此类腔调,差不多也落入独断主义的旧路,让人觉 得面目冷酷。独断主义是独断文化的产物。陈独秀自然不能逃脱旧路。他在反叛自 己的祖先文明时,又不得不带有祖先文明的烙印。不仅是他,胡适、周作人、鲁迅, 都有一些的,那是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