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间在1917年，当陈独秀应邀来北大的时候，敏感的钱玄同便在1 月6 日的日
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矣，足庆得人，第陈君不久将往上
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之后蔡君拟
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

    此后的日记不断有对陈独秀的记载：“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趼人、李伯
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
当矣。”（1917.1.23 ）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
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17.1.25 ）

    钱玄同向来狂放孤傲，很少如此佩服别人，这能看出陈独秀当年的诱力。我有
时翻看五四前后文人的日记、尺牍，深味那一代人的气象。其卓绝之态为先前所罕
有。自然，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
可知。在那些有趣的人中，陈独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他到
北大，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荐。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
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蔡元培信以为然，
便很快将陈氏召来。陈独秀来京后，颇感同人甚少，觉得需有新人加入进来，遂向
蔡元培力荐胡适，以此扩大人马。那一年元月他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透露了心曲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为约弟为文科学长，北荐兄下以代。此时无人，
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
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
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
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
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一边是劝胡适归国，一边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有
：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陶履恭、陈嘏、刘廷
陵等。到了1918年，队伍忽地扩大了。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
沈尹默、常惠、沈兼士、陈衡哲、欧阳予倩等新人加入进来了。不过新入的作者，
大多是谈学理，言时态，搞翻译，唯有鲁迅，搞的是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新诗，
别的作者，虽也有搞新诗的，不过凑凑热闹。创作上独步文坛者，唯鲁迅一人。所
以那面目，就不同于众人，陈氏本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青年》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欲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
都是些新的面孔。气韵也大异于别路人等。杂志起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
一号起，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之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注重它的色调。比如
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
品评，像初春的风，吹来股股暖意。一百年来，中国文化风潮更迭起伏，很少有《
新青年》那么风驰电掣，气象阔大，且摧枯拉朽。如今思之，真是让人神往不已。

    陈独秀办刊，有两个特点值得回味。一是对域外的文化思潮敏感，引介颇得分
寸；二是问题意识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他组的文章，或输入欧美的
学理，如高一涵的《乐利主义与人生》，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美国人之
自由精神》，马君武的《赫克尔一元哲学》等，或对旧文明的抨击，如陈氏自己的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再论孔教问题》，李
大钊的《青春》，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等。文章多有
文采，慷慨激昂。又本乎学理，不是意气用事，是颇有张力的。前期的杂志以论述、
评介为主，到了1918年，创作渐渐多了，有了新诗，有了小说。还有编者与读者的
通讯，整个感觉是动的、新的、深的。诸多篇目，系着那一代人的心魂，动人的文
字一时难以述尽。

    读《新青年》，陈独秀的性格历历在目。几乎没有温吞的文章，精神是开阔的。
他特别喜欢引介域外思想，译了大量文章，常常有着针对性，对读者而言，不能不
说是一剂良药。他译法国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介绍现代欧洲文艺史，推荐欧
洲科学家的思想，气度上颇似梁启超，然而境界却高远得很，内蕴更为丰厚。陈氏
看中国问题时，一语中的。爽言爽语，我以为是有了域外文明作参照的缘故。他熟
悉日、英诸国文字，对政治学、文艺学、科学史、法律等均有兴趣，文章自然通体
明亮，博杂丰富。他后来搞起政党建设，投身社会运动，与他的知识兴趣，很有关
系。《新青年》较之于后来出现的《语丝》、《沉钟》、《骆驼草》等，气象阔大。
非别人可以比肩。原因自然是包罗了诸种人文学说，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文艺层面，
都高耸于社会之上。后人至今仰视，其间不乏对这位主编的赞佩。

    他性格里有种论辩气，不喜宁静致远的笔法。《新青年》屡屡引起论争，题目
不说惊世骇俗，亦可谓奇气四溢。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
和平议》、《偶像破坏论》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或引起争议，质疑者当不在少数。
相比于他的友人，陈氏似乎更喜欢将问题推至极端，如晴空响雷，滚动于人们的心
头。不同于陈氏的是，胡适有点温文尔雅，周作人沉着平淡，鲁迅峻急、苍冷。钱
玄同虽有凌厉之气，但不及陈氏明快多致，精神的维度唯有陈独秀让人刮目，你看
他的《偶像破坏论》，多么迅猛激越，有刚烈之风：“世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
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
得有用，这般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为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
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
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
自己，非是偶像自身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
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
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
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细看作者的文字，有些武断的一面，对后世影响可谓深矣。文章类似口号的罗
列，不容置疑。这是在传统压迫下的呐喊，乃反叛的声音，对那时的青年，不能说
不是一种鼓动。但那叙述的模式，思维的逻辑，都过于简化，不及胡适、周作人绵
密，亦无鲁迅的深邃，文本上的价值，就要打一点儿折扣。我喜欢他述学、谈史的
文字，对宣言体，有一点别扭。因为缺少温情，人性的维度过小，于是易流于新的
八股。其实后来文人，每每喜用此类腔调，差不多也落入独断主义的旧路，让人觉
得面目冷酷。独断主义是独断文化的产物。陈独秀自然不能逃脱旧路。他在反叛自
己的祖先文明时，又不得不带有祖先文明的烙印。不仅是他，胡适、周作人、鲁迅，
都有一些的，那是没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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