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草创时期的新文化应是什么样子,陈独秀也只是朦胧的猜想。那时候他把目光 投射在外,很少回到自身。似乎曙色只能挂在天边,己身是渺小的。《新青年》时 代的作品几乎都是述理的,是对域外文明的引介和对旧的传统的解析,自己却隐到 学理的背后。与鲁迅不同,陈氏似乎不愿意把已身的磨难告诉别人,他关心的不是 怎样转化自己的苦楚,而是如何转化和改变旧的外部环境。后世的编辑家编写文学 类的作品,很少搜求陈独秀的墨迹,人们把他看成政治家而非学者、诗人,这或许 是政治观过强的缘故。他太看重对外部世界的变革,而恰恰少谈自己的经验,文章 自然就少了“我”的色泽,好像与读者有一点儿距离了。 查陈氏文章,谈学术者多,谈政治者多,谈伦理者多。虽也是谈文学,有过《 文学革命论》这样的宏文,但也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与周氏兄弟的目光是 有区别的。陈独秀不是学业单一的人物,他对许多学科颇有兴趣。科学思想史、社 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均有涉足。每每著文,均出语不凡, 有着特别的见识。他看待事物的眼光,有人本的一面,又有现代科学的一面,进化 论、人道主义、平民意识,都闪现在他的世界里,给人的印象是五光十色,斑斓多 致。不过,他思想的大致脉络是,先关注学术的更新,继而看重政治改革,再后来 专心于伦理的革命。这里,都没有文学的位置。他后来提倡文学革命,不过是为伦 理建设服务罢了。在他看来,伦理上的革命一旦成功,文化的问题就可解决了。 《新青年》初期,在思想上能与陈氏并肩的人物没有几个。钱玄同、周氏兄弟 和他还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人物更着重于新文学建设。出发点与陈氏略有一些区别。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观,也带有他个人的政治梦想,即通过平民的、写实的、社会的 文学与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对立。那对立的根本就是为政治革命服务。《 文学革命论》云:“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 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 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通利达,以此而求革 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把文学的变革与政治变革连在一体,就显得境界较为高大,不像唯艺术而唯艺 术者那么单调。胡适看到了《文学革命论》,就兴奋致函于陈氏:“今晨得《新青 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 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 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 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 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 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 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 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 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以胡适的眼光,陈独秀的观点不容置疑,但亦不可自以为是,理论毕竟是理论, 尚未经由实践的检验。不过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他们的新思想是建立在对域外 历史与本土文明考察的基本点上的,可谓带有一点儿学人的特点。即都对社会与文 学间的关系过于敏感,思考的尚不是人本的问题。陈独秀写过诸多精彩的文章,但 多以长者自居,像个将领,语气是断然的,不可错的。这反而不及胡适、周作人等 亲切。倒是钱玄同与他“嗅味相同”,癫狂独行,有狂人之风,比如陈氏说,推翻 孔学改革伦理是根本要义,而到了钱玄同那里,伦理改革固然重要,根本点是要推 翻汉字,废掉书法。此类狂言,比陈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真是骇人听闻。 陈独秀对钱玄同颇为欣赏,两人的通信有着默契的地方。从钱氏的独白里,陈 独秀也看到了狂士的力量。但鲁迅的文章在《新青年》登出后,二人不禁暗自狂呼, 天底下还有比二人更为卓绝的人物。《狂人日记》的一声咏叹,仿佛来自天边山响 雷,震塌了半边天空,若说振聋发聩,鲁迅君便算是一位的。钱玄同曾以赞佩的口 吻说:“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 》、《阿Q 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 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肪宴,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 的。”钱氏的看法与陈独秀颇为相近,他们眼里的鲁迅,自有别人难及之处。至少 是生命深处的热力,给人的辐射是巨大的。文学一旦进入灵魂的内部,它升腾的力 量绝不亚于政治家的鼓动。 但是,倘若不是政治家的鼓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便不会有更大的范围和力量。 陈独秀在那时,是一个吹号的人,发出的是抗俗的声音,至于那号的大与小,质量 如何,他并不在意,而是旨在唤起国人能够真正醒悟,不再躺在古老的旧床上久温 着古梦。《新青年》如果只谈文学,对知识界的影响不会很大,正因了广谈政治, 抨击时政,译介西洋学术,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谈到无神论。从西洋教育讲至中国 的学界,才引起了读者的文学注意。而这里,陈独秀高远的眼光,是起了相当的作 用的。我现在偶读他那时的文章,就觉得真诚专致,毫无伪态,有着相当可爱的一 面。中国后来的政论家,不知怎么驱走了陈氏的真挚,他们抨击别人时,常常像个 道学家,给人的感觉并不舒服。陈独秀的文章之所以还可以让后人激动,一方面是 一个中正的学人,另一方面呢,是个难得的真人。后来专吃政治饭的人,把这两点 大多已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