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有关陈独秀的生活片断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和鲁迅的浩繁的回忆录比, 他显得那么清冷。许多弥足珍贵的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 在现存的零碎的片断里,我隐隐地感到他的气色:冷峻、沉着、机警而又迅急。他 大概是性格外露的人,没有谁说他口蜜腹剑,或风或雨。而是光明磊落的。文坛上 的人骂鲁迅、章太炎是疯子。没有谁这样称呼他。大概因为形影均露于外,黑白俱 明,毫不隐晦。罗章龙有一本《椿园载记》,写过对陈独秀的印象,是难得的文字。 书中只记经过,没有形象的描述,而人物的特征也显示出来。罗氏说陈独秀是个不 善交际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么如此看来,他与那些逢场作戏的八面玲珑者是 大不相同的。书中说:我进北大时,陈先生已在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 年》的热情读者,尤爱署名陈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传 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陈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 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 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 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 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 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 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个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 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 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 干什么?”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日前教 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 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 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 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 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 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 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陈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 “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 我留下后,陈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 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 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 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 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 人再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 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陈先生,此后, 我和他的交往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 北大时期的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许德珩的那篇《我和陈独秀》,也有趣得很, 亦称得上难得的资料。许氏是北大学生,听过陈独秀的课,他讲的那个故事,差不 多把陈独秀的性格写活了:“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 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 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 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 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 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 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 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 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 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 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从处理事情的简单化的一面看,他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创建共产党, 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证明其书生的本色,老于世故的那些手段与之是无缘的。 陈独秀的特长应是编刊物,搞学问,做政治领袖则少有计谋。可偏偏扔掉所长,用 之所短,这在他是一个损失,不过细细说来。他和鲁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在做 知其不可而为的事情,内心燃着火,对别人坦诚交流着。《新青年》创刊不久,因 了影响之故,青年人的信雪片般地飞到编辑部,那时候是热情回答各类问题的。看 读者的信,以及与他们的交流,则可见性格的一斑:细致、严格、庄重。陈独秀不 是草草做事的人。想问题都很深,解答疑团又颇为耐心,读者通过刊物与回信,也 看出主编的心理,其可感之处是很多的。记得有位叫毕云程的读者就发现了陈独秀 内心苦楚和悲壮的情怀,可谓一语中的。在致陈氏的信中说:“读大志,敬悉先生 ‘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 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龊龌,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 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 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 毕云程在信的后部分温和地批评了陈氏的急躁,以为大可不必悲观,世间总会 进化的。陈独秀看过此信,大概是动了感情,在复信里自省在“烈火焚居,及于眉 睫”之时,说话不免“急不择语”。用今人的话说,是匆匆为之。此类心态在那时 的知识界是常见的。鲁迅后来不就说过对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吗?《新 青年》自创刊始,就一直裹在一种焦虑里,众人的文章不免亦有火气。那时候陈独 秀已快到中年了,然而文字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用一种 暴烈的语言,散出了缕缕温情。在遥远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冲荡的热力,而这, 将一个漫长的夜,终于指示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