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有关陈独秀的生活片断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和鲁迅的浩繁的回忆录比，
他显得那么清冷。许多弥足珍贵的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
在现存的零碎的片断里，我隐隐地感到他的气色：冷峻、沉着、机警而又迅急。他
大概是性格外露的人，没有谁说他口蜜腹剑，或风或雨。而是光明磊落的。文坛上
的人骂鲁迅、章太炎是疯子。没有谁这样称呼他。大概因为形影均露于外，黑白俱
明，毫不隐晦。罗章龙有一本《椿园载记》，写过对陈独秀的印象，是难得的文字。
书中只记经过，没有形象的描述，而人物的特征也显示出来。罗氏说陈独秀是个不
善交际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么如此看来，他与那些逢场作戏的八面玲珑者是
大不相同的。书中说：我进北大时，陈先生已在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
年》的热情读者，尤爱署名陈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传
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陈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
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
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
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
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
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
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个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
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
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
干什么？”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日前教
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
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
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
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
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
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
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陈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
“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
我留下后，陈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
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
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
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
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
人再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
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陈先生，此后，
我和他的交往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

    北大时期的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许德珩的那篇《我和陈独秀》，也有趣得很，
亦称得上难得的资料。许氏是北大学生，听过陈独秀的课，他讲的那个故事，差不
多把陈独秀的性格写活了：“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
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
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
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
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
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
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
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
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
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
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从处理事情的简单化的一面看，他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创建共产党，
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证明其书生的本色，老于世故的那些手段与之是无缘的。
陈独秀的特长应是编刊物，搞学问，做政治领袖则少有计谋。可偏偏扔掉所长，用
之所短，这在他是一个损失，不过细细说来。他和鲁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在做
知其不可而为的事情，内心燃着火，对别人坦诚交流着。《新青年》创刊不久，因
了影响之故，青年人的信雪片般地飞到编辑部，那时候是热情回答各类问题的。看
读者的信，以及与他们的交流，则可见性格的一斑：细致、严格、庄重。陈独秀不
是草草做事的人。想问题都很深，解答疑团又颇为耐心，读者通过刊物与回信，也
看出主编的心理，其可感之处是很多的。记得有位叫毕云程的读者就发现了陈独秀
内心苦楚和悲壮的情怀，可谓一语中的。在致陈氏的信中说：“读大志，敬悉先生
‘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
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龊龌，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
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
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

    毕云程在信的后部分温和地批评了陈氏的急躁，以为大可不必悲观，世间总会
进化的。陈独秀看过此信，大概是动了感情，在复信里自省在“烈火焚居，及于眉
睫”之时，说话不免“急不择语”。用今人的话说，是匆匆为之。此类心态在那时
的知识界是常见的。鲁迅后来不就说过对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吗？《新
青年》自创刊始，就一直裹在一种焦虑里，众人的文章不免亦有火气。那时候陈独
秀已快到中年了，然而文字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用一种
暴烈的语言，散出了缕缕温情。在遥远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冲荡的热力，而这，
将一个漫长的夜，终于指示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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