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能够真正提示陈氏精神内涵,且带有参照意味的人,是胡适。 胡适与陈独秀的结识,当在1916年前后,据说二人的通信,是由他们共同的老 乡汪孟邹牵线的。1916年,《新青年》刚创刊不久,陈独秀正热情地投入到自己的 编刊事业里。一向桀骜不驯的他,忽觉得自己的朋友资源有限,不禁有点儿焦急。 胡适的出现,让其眼前一亮,仿佛找到了知音。那时胡适远在美国,正在写博士论 文。但偶尔也写些短文和译一点作品。登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上。与章士钊颇 好的陈独秀,从《甲寅》上看过胡适的作品,那是得到过章氏的好评的。陈独秀关 注胡适,大约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远在美国,有诸多信息;二是文章清新,有 锐气;三是精神的兴奋点相近,均有改造旧物,欲创造新的文明的冲动。其实胡适 当时的心态与陈独秀并不一样。美国校园里的沉想有一点思乡之情,加之文化的梦 想,对故园的思念里也带着哀其不幸的苍凉,根底不过是改良之心为主,并无“革 命”的奢望。然而陈独秀则以内心的痛感和彻骨的体味,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 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在没有见到这位留学美国的朋友之前,他大概将自己的情 绪也外化到别人身上,总以为与自己是相同的。而当看到胡适清秀的笔迹和叛逆的 意识时,我们的主编不禁为之一动。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表现了尊强者,谦逊为 怀的一面。这在他一生中是很少有的。他1916年8 月致胡适的信。整个语调是中肯 的,绝无别人印象中的杀气。要了解他的为人,这样的文字很难得,是不能不读的。 在大量的遗稿中,类似的语调殊少,偶一闪动中也能看出心里的和善。鲁迅曾说: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 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陈独秀的形象多年被定格在一点上, 他热情、厚道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若是能看到他人格的这一面,也就理解其个性的 迷人之处了吧。 在后来与人的交往里,除了与托洛茨基的通信有过如此尊敬的口气外,他很少 以类似的口吻说话。如此看来,能将《新青年》办得那么红火,与主编的甘做人梯, 以及虚心的态度不无关系。胡适从美国回国,到北大任教,也是陈独秀的引荐,对 一个思想界新星,他是敬重的,并不在意能否超过自己。1917年1 月,在致胡适的 信中,透露了他的心愿:即让其速速到北大任教。许多年后,当二人各行其路,不 在同一营垒的时候。胡适仍念旧情,还到南京监狱里见过老友。《新青年》的共同 生活与北大时的友谊,怎么能一下子忘掉呢?在我的推测看来,胡适与他只有友情 而无深情。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文化背景不同。一个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信徒, 一个系法国与俄国大革命的崇尚者,哲学的脉络属于两个世界。其次是性格相距甚 远。宽容与易怒,冲淡与竣急是难以兼容的。晚年的时候,有人写信与胡适,欲整 理陈氏遗书,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价值,大多是无用的。胡适觉得,陈独秀早年 思想很浅薄,是杂凑的东西。后来又染有党八股气,亦不足为观。只是“晚年从痛 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只喜欢从学术层面打量人生 的胡适,自然是漠视了旧友的意义。昔日《新青年》主编的良苦用心,并未被这位 同路人所认识。 但是胡适确实看到了陈独秀致命的弱点。比如吧,对实验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 认识,陈氏就混乱得很。胡适是将二者严格分开来的,陈氏则以为能合而为一用之, 都是域外文明,为什么不能造一条阵线呢?胡适指出,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哲学。 那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之前的形而上学。而实验主义是后来的事,它诞生于生物进化 论之后。属于科学的方法。两种思想自然就造成两种人生观。调和是无用的。陈独 秀对这些背景,以及历史的景观了解有限。用胡适的话说,“未经过严格的训练”。 所以他对这位《新青年》主编的评价,远不及对鲁迅那么高。鲁夫子创作上的成就 与学术上的功底,在胡适看来是难以企及的。鲁迅那么讽刺他,却从不还手,大度 为怀是一个因素,实在是钦佩,也是不能够排除的。 令胡适难堪和无可奈何的是,陈独秀的独断性和急躁性,是毁坏《新青年》以 及新文人友谊的根由。他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情感方式,也是知识群落里的痼疾。 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人也未必站在胡适的一边。不过回首当年,看那一段时光 里的过客与隐士,难说陈氏的选择没有道理。用象牙塔里的公理,是不能量出尘世 的一切是非的。只是在胡适的眼光里,令人视之,也有动人之处吧?1925年,在致 陈独秀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沉痛的话,现在重读,好像依然新鲜。也照出了 陈独秀的性格特点,在那一封信的背后,现代文化尴尬的一幕也历历在目: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 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 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 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 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 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 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 “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 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 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 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 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 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 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 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 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 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 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 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 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 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 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 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以自由主义眼光看世的胡适,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后世的普遍赞扬,认为确有君 子之风,非文化的独断主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排他与偏激易,包容则很难。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陈独秀也好,胡适也罢,他们的那些文化之梦,都不大行得通, 当两人冲突的时候,他们没有料到,那些话语那么无力,几乎影响不了现实,彼此 还都是“国民公敌”,百姓和他们还是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