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国的现代,用一位日本学人的看法,是“被现代”的过程。并非自然而然地 与传统分离。西方的科学、民主来了,日本的上下,中国的朝野,便有了生存的压 力,不走西方的路,那结果只能是沦为附庸,或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陈独秀早年同 情“康党”,继而排满,后来搞起文学革命,都有西方的学术背景。不过陈氏的知 识积累,给人的印象是散发状的,并不系统。接受的只是西方人的结论,并不是思 想演变的过程。用洋人的现成的学说来看中国,自然照出其闻的千疮百孔。《新青 年》中发表的文章,有一些是击中要害的。我以为他的重要特点是点击了国人的病 态肌体,将政治上、文化上、民风上的陋习一一点出,文章的气脉直逼人心。细看 陈氏的文章,逻辑前后有些凌乱,没有章太炎的丰满,亦无胡适的缜密,和周氏兄 弟觉悟沉郁深远的文字比,有些直白,过于裸露。陈独秀不屑于写悠然自得、诗意 盎然的文章。他的古诗其实也有情调,不过文章则迅急孟浪,将士大夫的雅趣驱走 了。他的可爱在于,与旧的传统断然决裂,毫无精神上的留恋。后来在政党风云里。 不唯上,敢直面问题,都是此种精神使然。不过他的思想跳跃过大,有时也失之偏 颇。比如谈到“民主”,他就前后概念有别,姜义华先生认为,这种前后的变化, 表明了“中国启蒙运动经常徘徊、彷徨于理性及非理性之间这一重要特征”。他说 :“《新青年》对民主的内涵作了多重阐发,但是,大多目标明确,如何实现却常 常流于空洞化。《新青年》要求人们能够确立‘自主自由之人格’,却未指明如何 在实际生活中打破家族宗法制度的枷锁,如何切实改变落后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生 产方式;《新青年》要求人们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却未指明如何使人们摆脱愚 昧状况,能够思想,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新青年》要求通过选举与多数裁决体 现和保障多数人的意志,却未指明在中国地域、人口、发展水准等实际条件下,如 何保障选举与多数裁决不为少数军人、政客、财阀所控制;《新青年》要求实行地 方自治,实行宪法权威下的法治民权力制衡,却同样未指明如何使这一切不流于形 式,而取得实效。结果,一阵阵摇旗呐喊。虽然造成了浓厚的空气,思想上的解放 却并未带来它所追求的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及生计 的民治主义的实际。” 姜义华的看法颇具有代表性,大约是看到了那一代启蒙主义者内在的欠缺。不 过在那样一个时代,房子未得建成先搭上帐篷,也未尝不是救急的办法。可后来的 革命者满足于帐篷,不屑于在思想上和哲学上苦苦探索,于是便使几代的“理论家” 大多犯了陈独秀式的错误,重结论而少过程,偏豪言而远独思,直到“文革”时期, 我们看左派的文章,大多沿着此条路径滑行,后世学者每每批判五四学人的简单化 和理性的孱弱,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陈独秀毕竟是心口一致,言行统一的人物。他一生五次入狱。失败了还战, 不做别人的奴隶,且坚守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立场,终于使其成了旷世英 雄。他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 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 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只有人间的豪杰与狂放之士,才会写出此种文字。我记得胡适等人,都曾对此 发出感慨,那是在黑暗与绝境中不满于人生的人才有的感叹。而其实,他一生就是 在监狱与研究室间度过,其生命的本身,就与革命与学问连在一起的。 古罗马时代有个哲人叫路吉阿诺斯,他写过一本厚厚的对话录,上究苍穹,下 诘名士,将古往今来的哲人佛人大大地诋毁了一遍。路吉阿诺斯是个极端孤傲的辩 士,看他讥刺柏拉图和宙斯,就让人想起天马行空的狂人。尼采的身上,就有些此 类特征。陈独秀、鲁迅也庶几近之。有趣的是,这本书的汉文译者,竟是周作人, 看来五四那代人,对存有英雄气节的人,是有着神往的一面吧?参与过《新青年》 的人,性情里都有激进的因素,向以平和中正自居的胡适、周作人,也都说过和陈 独秀类似的话。但前者最终退到了研究室,后者却成了监狱里的常客,几陷囹圄。 你难说哪一种选择是对是错,但对后人而言。那却是一个长长的话题。在一个旧传 统顽固至极点的国度,革命有它的合理性。没有精神的撞击和社会的大规模改造。 不会在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革命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对 此,研究得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