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对于陈独秀而言,坐牢与杀头并不可怕。他一生几陷绝境,险遭暗算,却并不 惊恐。那英雄之举,是鲁迅、胡适等人自叹弗如的。鲁迅向来不喜欢赤膊上阵,以 为那样牺牲过大,对己对人,都是不小的损失。当国民党当局通缉他时,选择的办 法是逃逸,躲到租界地里。熟悉鲁迅史料的人,大约都能领略其思想的个性。他的 躲避冷箭,也可以说是积蓄力量,和对手进行长久的周旋。但陈独秀则不然,他直 面着敌人,就那么走过去,遭到监禁,则是必然的。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6 月,陈独秀竟像学生一样走到街头,在大庭广众间散 发传单,后被抓住入狱,其举止让知识界为之一叹。关于那个事件,后人描述甚多, 每每回味,都让人为之感叹。徐承伦曾有《陈独秀的被捕及其营救》一文,系统介 绍陈氏几次入狱之事,浩大的气魄跃然纸上。陈氏在狱中,照例慷慨激昂,毫无面 临绝境的惊恐。著书、诟世,甚至性活动,照常如旧,真真让世人瞠目结舌。陈独 秀的几次入狱倒让人想起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其中的胆识、勇气,让当局无可奈何。 因为《新青年》传播思想的威力,陈氏那时名声远扬,入狱反而加大了自己的影响 力。革命不都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章太炎如此,邹容如此,陈独秀亦如此。营 救陈独秀,在当时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连一些和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也对其 伸出援助之手。现在看那些文件资料,令人感到一种温暖,李大钊后来在《欢迎独 秀出狱》一诗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教里。 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那个时代的坐牢,今人已难解其环境的状况,好似罩上了一层英雄的光环。其 实查民国初的档案资料,亦可见境况之险恶。文人的坐牢,大多面对不讲道理的军 痞,其状之苦也非外人可知。陈独秀是个有信仰的入,军阀与政客均不在他的眼里。 他那时主张青年与政府作对,直接张扬暴力,对青年的鼓动不言而喻,其实五四运 动的爆发,就与他深有关系。罗章龙后来写回忆文章,就讲到了陈氏的诱力:陈先 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与 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倾心于美式民主、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他常向我们谈到 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 向往。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 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 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 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紧亦趋团结在他周围。正是在他 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 俊,夏秀峰、张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 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 的直接行动。 用暴力、流血的方式进行抗争,在今天已被诟为恐怖行径,殊不可取。但那个 时代,却被视为应有之举,乃正义的行为。蔡元培当年也主张暗杀活动,这与其彬 彬君子之态并不吻合。面你看李大钊敦厚慈善的目光,哪能与武装起义联系起来? 在社会不能渐进到民主公平的时代,革命情结便易在知识阶层滋长。所以在李大钊 以及北大青年学子的眼里,陈独秀的赴汤蹈火,实在有点英雄气概。王观泉先生将 其视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一种仰观后的感叹。中国的知识群落,纸上谈兵皆 有本领,待到现实选择时,大多不敢以身殉道。陈氏的言行一致,且一生不改此志, 至死亦持故态,确让人肃然起敬。选择的不是舒适、荣华,而是清贫、寒苦,那就 有点清教徒的特点。在哲学的层面看,他不属颇生而行的人,乃逆性而上的怪杰。 所谓逆性,并非禁欲,而是与世风相违,做他人难做的事。比如放着教授、显达之 路不走,偏偏受苦;本能跻身社会上层,如胡适那样成为党国的贵客,但却只身流 亡,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现代文人中,此类异端很少,真真是为真理殉难之人。 难怪毛泽东在1919年听到陈独秀入狱的消息,在《湘江评论》上赞美他是“思想界 的明星”,且长叹“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五四前后的青年多少都感受 到了他的光泽。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等社会名流,陈氏与青年学子在思想与情感 上贴得更近,绝无学者的超级大国气与枯涩。知识分子一旦走下讲台,到民间去, 那感召之力,则非象牙塔里的任何硕儒可以比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