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对于陈独秀而言，坐牢与杀头并不可怕。他一生几陷绝境，险遭暗算，却并不
惊恐。那英雄之举，是鲁迅、胡适等人自叹弗如的。鲁迅向来不喜欢赤膊上阵，以
为那样牺牲过大，对己对人，都是不小的损失。当国民党当局通缉他时，选择的办
法是逃逸，躲到租界地里。熟悉鲁迅史料的人，大约都能领略其思想的个性。他的
躲避冷箭，也可以说是积蓄力量，和对手进行长久的周旋。但陈独秀则不然，他直
面着敌人，就那么走过去，遭到监禁，则是必然的。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6 月，陈独秀竟像学生一样走到街头，在大庭广众间散
发传单，后被抓住入狱，其举止让知识界为之一叹。关于那个事件，后人描述甚多，
每每回味，都让人为之感叹。徐承伦曾有《陈独秀的被捕及其营救》一文，系统介
绍陈氏几次入狱之事，浩大的气魄跃然纸上。陈氏在狱中，照例慷慨激昂，毫无面
临绝境的惊恐。著书、诟世，甚至性活动，照常如旧，真真让世人瞠目结舌。陈独
秀的几次入狱倒让人想起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其中的胆识、勇气，让当局无可奈何。
因为《新青年》传播思想的威力，陈氏那时名声远扬，入狱反而加大了自己的影响
力。革命不都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章太炎如此，邹容如此，陈独秀亦如此。营
救陈独秀，在当时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连一些和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也对其
伸出援助之手。现在看那些文件资料，令人感到一种温暖，李大钊后来在《欢迎独
秀出狱》一诗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教里。

    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那个时代的坐牢，今人已难解其环境的状况，好似罩上了一层英雄的光环。其
实查民国初的档案资料，亦可见境况之险恶。文人的坐牢，大多面对不讲道理的军
痞，其状之苦也非外人可知。陈独秀是个有信仰的入，军阀与政客均不在他的眼里。
他那时主张青年与政府作对，直接张扬暴力，对青年的鼓动不言而喻，其实五四运
动的爆发，就与他深有关系。罗章龙后来写回忆文章，就讲到了陈氏的诱力：陈先
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与
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倾心于美式民主、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他常向我们谈到
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
向往。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
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
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
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紧亦趋团结在他周围。正是在他
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
俊，夏秀峰、张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
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
的直接行动。

    用暴力、流血的方式进行抗争，在今天已被诟为恐怖行径，殊不可取。但那个
时代，却被视为应有之举，乃正义的行为。蔡元培当年也主张暗杀活动，这与其彬
彬君子之态并不吻合。面你看李大钊敦厚慈善的目光，哪能与武装起义联系起来？
在社会不能渐进到民主公平的时代，革命情结便易在知识阶层滋长。所以在李大钊
以及北大青年学子的眼里，陈独秀的赴汤蹈火，实在有点英雄气概。王观泉先生将
其视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一种仰观后的感叹。中国的知识群落，纸上谈兵皆
有本领，待到现实选择时，大多不敢以身殉道。陈氏的言行一致，且一生不改此志，
至死亦持故态，确让人肃然起敬。选择的不是舒适、荣华，而是清贫、寒苦，那就
有点清教徒的特点。在哲学的层面看，他不属颇生而行的人，乃逆性而上的怪杰。
所谓逆性，并非禁欲，而是与世风相违，做他人难做的事。比如放着教授、显达之
路不走，偏偏受苦；本能跻身社会上层，如胡适那样成为党国的贵客，但却只身流
亡，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现代文人中，此类异端很少，真真是为真理殉难之人。
难怪毛泽东在1919年听到陈独秀入狱的消息，在《湘江评论》上赞美他是“思想界
的明星”，且长叹“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五四前后的青年多少都感受
到了他的光泽。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等社会名流，陈氏与青年学子在思想与情感
上贴得更近，绝无学者的超级大国气与枯涩。知识分子一旦走下讲台，到民间去，
那感召之力，则非象牙塔里的任何硕儒可以比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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