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留意《新青年》时期鲁迅、陈独秀诸人的文章,发现他们隐隐地有着悲观的感 觉。鲁迅的灰色大家是公认的,陈独秀在压力之下,也有一丝无奈的哀叹。这哀叹 虽很小,不经意里偶尔吐出,但那也能让人反复地去想,他后来走上政治之路,高 谈革命,实在是对青年与大众绝望的缘故,《新青年》六卷一号上,陈氏有一篇《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云:“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 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 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元无法的叛逆。本志 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先生才渐渐从黑 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 治上道法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 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革命乃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古老的旧势力拦在那儿,青年们懵懵懂懂,于是 只剩下了激进的选择。1919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传来。马克思主义学说渐渐在知识 界流行,李大钊、陈独秀便把目光投向共产主义一脉。陈独秀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 并无什么思想准备。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出现了马克思专号,一年多以后, 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那时候没有几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对知识阶层而言, 不是精深读解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实践的问题。革命乃唤起大众,一同推翻旧 世界。李大钊在谈到青年对待现实的态度时,就颇为赞佩陈独秀的观点,以为今天 的我应与昨天的我不同,就是说,要自己革自己的命。至于对社会问题,自然就是 到民间去。他引用马克思的观点,以为旧的制度终究要消亡,而消亡的途径自然离 不开革命云云。 陈独秀一提起革命的话题,便有兴奋之状。他后来尤其倾向于俄国革命的模仿, 以为那里有中国人可借鉴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成立初,苏联派来的联络员曾得到了 陈独秀的热情接待。他在那些友人身上,似乎也感受到了新的气息。俄国革命的诱 人之处,是贫苦的百姓翻身解放,下层人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一点对中国人而言, 是自古未有之事。比之于辛亥革命,俄国革命似乎更为决然,在根本上异于旧的制 度。陈氏对此,是颇为神往的。因为先前他就觉得,中国虽已进入了共和时代,可 人们的精神还停留在过去,和明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他曾说:“现在人心大交了。 马上就要和从前两样。所以欧、美、日本连政府也都在那里赶紧讲究什么贫民生计、 保护劳工、劳工组合、劳工教育、分配公平、遗产归公等等政策,好预防那社会革 命。 我们中国的文武官,还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兴高采烈地用那造孽的钱,预备一辈 子享用。他们哪里知道什么社会革命!他们哪里听见什么贫民的哭声!“ 从百姓的哭声里,悟到社会革命的必要,进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在陈氏那里有 着逻辑的联系。后来,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手段思路几交,前后略有差异,但基本 的思路是以民为本,倡明人道的价值。这是他思想中动人的地方。多少年来一以贯 之,毫不动摇。我们于此能嗅出早期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 五四初,陈独秀看重的是思想启蒙的问题,后来他发现,现存的制度下,思想 启蒙的任务殊难完成,会流于纸上的空谈。改变人的精神,重要的途径是要改变这 个社会,唯有社会结构变了,人的精神才会相应有所变化。这个思路,应当说是俄 国人带来的。在俄国革命的选择里,陈氏与李大钊诸人,都看到了一种纯粹精神外 化到现实中的可能性。他追求的恰恰就是纯粹。1933年,他在狱中所作的《辩诉状 》里,有过这样一段话,道出了内中的本原:“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 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绝 非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的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 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 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 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 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 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 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读斯短章,看出了作者的一片痴情。为人为己,绝不伪态。所选之路,险而多 阻且临难不悔,或许其中亦有乌托邦的形象,空幻的内涵,但真与诚。慈与悲历历 在目,有浩气当空之感。如今翻检陈氏旧作。便生出丝丝慨叹:最初的信徒,往往 以身殉教,有真气于斯。而后来的子孙,往往坐而论道,坦然“吃教”,变成了鲁 迅所云的“做事的虚无党”。这大概是陈独秀那代人未必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