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我们这个民族,说起来有着诸多悲剧的性格。鲁迅在自己的文章里,已多次谈 及于此。陈独秀的存在,照出了这个民族深切的痼疾。他的生与死,与周围的环境, 多有不合。如果打一个比方,就可以看出其间的景象:鲁迅像一个摸脉的人,觉出 了其问的重病,且将其说了出来;陈独秀呢,就像操着手术刀的人,真的动起了剪 子。动了剪子,就要流血,生死难卜,是件冒险而又必做的事。所以这后者。更严 峻、更残酷、更惊心动魄。我有时想,陈独秀的文章,远不及其一生的故事感人。 鲁迅是靠文字与思想而立于世间的,那其间的奇气与智慧。让人心魄牵绕。陈独秀 是以生命的血与火书写自我的,他的几起几落,大开大阖,比他的文字要有魅力, 写着人间的真义。陈氏在义理上独成一家。空想的东西有时束缚了手脚,一些看法 难以操作,后人对此已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在思想的深与气节的高这两点上,亦 为世人所公认,非同代一些人可以相提并论。试问,一生为信仰所驱,不昧良知, 不趋权贵,甘为平民的斗士有多少呢? 近来一些狂妄之士,每每讥刺陈独秀、鲁迅,以为他们是唯能激愤,只会破坏, 不能反思自己,其实是一大谬论。陈氏诸人谈自由,并不强奸民意,言公平之时, 倒是反对泯灭个性的。他们的个人解放,非放纵式的,用鲁迅的话说,是“自他两 利”。五四那代人,很懂自由的界限,并不是极端的虚无主义。有一些话看似过激。 实则是悟道之言。向以中庸、平和自居的读书人,每每绕过此域,不屑一顾,那实 则是一个不小的盲区。倘若不是陈独秀等人披甲上阵,与旧物作对,国人的旧梦, 不知还要多久呢。且看陈氏在抗战时的一篇讲演,将激进与自由讲得何等明澈: “思想是人类心灵即智慧之内在的活动,一受束缚便阻碍了它的发展,其发展无论 至何程度,都无碍于他人,所以应该是绝无限制的;至于涉及行动,在公德上,自 由仍不应限制,因为它的对象,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在私德上,在国际法上, 便不然了。个人的自由,应以他人的自由为限,一国的自由,应以别国的自由为限, 过了此限,在个人为强暴,在国家为侵略,强暴与侵略,都对于人类整个的自由, 加了伤害,这是应该罅的。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因受了别国的压迫,他们 为自由而战,是正当的,现在他们为侵略中国而战,为侵犯中国自由而战,便不正 当;中国对日本抗战,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则是正当的了。所以中国对日抗战, 并不只是要收复失地,而是要争取整个的民族自由。日本从前曾提过中日亲善的说 法,我们并不反对中日亲善,可是他所谓亲善,乃是要他坐着,中国人对他跪着的 亲善,我们便不得不为自由而战了。” 人被奴役了,为什么不去抗争呢?抗争的目的,不是自己再做了主子,重新奴 役着别人。陈独秀对此十分清醒。后来一些奢谈革命的人,大都没有陈氏的境界, 倒是阿Q 一班人,革命不过是为己身捞到一点儿好处。近代以来,革命的发起者与 他的追随者,大多呈现着背离的状态。遥想孙中山的一生追求和他的继任者间的差 异,当可见革命的经文的不同版本。鲁迅在1927年的血腥里,就看到了重新做了奴 隶的悲苦。陈独秀的内心,也是如此吧? 晚年的时候,陈氏不断与各类人物论战,几陷险境,其实隐含着一个本质,即 对非奴隶又非奴隶主的新人的生活的渴望。看他在报刊上所写的文章,以及与友人 的交往,其态颇有斗士之风,未能与流俗共语。我们看台静农对他的追忆,就有别 样的气韵。他在政治舞台奔波数载,且末染一丝市侩之风,用郑超麟的话说,是个 不会搞阴谋的人。五四学人中,至死仍保持个人独立者,唯陈氏与鲁迅而已,胡适 做了名流,周作人成了隐士,而他们二人却在沙漠里独自前行着,从未有歇息的清 闲,中国的知识群落,面对他们,当感惭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