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第二次过生日是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如果说我第一次过生日具有浓郁的宗 教色彩的话,那么,我第二次过生日则是带有某种滑稽和荒唐的成分。 早在1960年,我为了追求山外世界的新知识,在热心进藏干部的动员鼓励下, 从藏北草原深处的古寺,脱掉了袈裟,然后先走路,后骑马,再坐车,又乘火车, 行程3000多公里,来到位于陕西成阳的西藏公学学习汉语。在这个现代文明的学府 完成了初等双语的学习,在西藏民族学院攻读了师范专科后,被保送到北京的中央 民族学院学习新闻专业。 没想到我在这风华正茂的年岁,刚进入全国最高的民族学府学习,却赶上风云 突变、黑云压城,造反狂潮席卷大江南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主席在天安 门广场上的六次红卫兵大检阅后,学校停课了。大字报势如破竹、铺天盖地,围墙、 院墙、门窗、黑板全部挂满大标语;批斗会汹涌澎湃、劈头盖脸;教室、食堂、操 场、球场,愤怒的声讨声震耳欲聋。“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等新名词、 新举动层出不穷。在北京各高校还兴起一个时髦的行动,就叫“打回老家闹革命”。 我们一群来自雪域高原的学生,积极响应这个行动,“打回老家去”。 当我回到西藏,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革命景象”。西藏也跟全国各地一样, 惨遭“文革”浩劫。当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解放西藏的革命功臣,与曾欺压百姓、 坐享其成的贵族头人同台挨斗。当年那些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大政方略,与封建领 主、噶厦政府统治百姓的刑法行规同时被批判。一些大字不识一个,成天游手好闲 的人,却成了造反派,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到底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谁是好 人,谁是坏人呢?我年轻的心中开始迷惘了。 我到拉萨之前先抽空回了一趟老家。当年,因为怕父母阻拦,我是私自出走的。 这给父母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让他们流淌了多少牵挂思念的泪水,已难以用语言表 述。而六年之后和家人团聚,又更是一番悲喜交加、相见无语的凄凉境况。 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也让我这样的家庭在劫难逃。来自内地和拉萨的造 反消息,添油加醋地传到这穷乡僻壤。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中, 一群藏族造反派带领一批年轻的革命群众来到我家,掀屋顶、拆院墙,足足干了近 一个月才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家被荡平了,曾经香火旺盛的“麦巴朱普” 被捣毁了。我的父亲被揪斗、关押,而我母亲则每天为来拆我家房子的人们烧水煮 茶,脸上还总是笑呵呵的。母亲的豁达与慈悲,连那些革命群众也感到不可思议。 尽管一家老小四口从高堂大屋驱赶到没有门窗的羊圈里,几块石头垒起炉灶,用一 口裂了缝的陶罐煮水熬粥。父亲被冠以“山谷里的反动文人”、“农奴主的代言人”、 “地下寺庙的总店老板”,父亲还有一顶随时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钢铁帽子”— —“现行反革命分子”。戴着纸糊的帽子游街,坐“喷气式”,挨批斗,似乎成了 父亲的家常便饭。而赤着脚板在铺满荆棘的打麦场上跑,光着屁股端坐在河水的冰 层上,以此来检验一个修行者是否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些“法力”,则是造反派们的 独特发明。 更有甚者,造反派听说我回来了,还要动员我去批判自己的父亲,与自己的反 动家庭划清界限。我告诉他们说,“虎群中的老虎还不吃自己的伴呢。如果需要, 我可以和我的父亲一起陪斗。”大约是念及我回家一趟不容易,造反派也动了恻隐 之心,我在家的那几天,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天天揪斗父亲。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说,人死大概会很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死。 活着受折磨,那才是几百次的死,还不如一次性了断算了。 在那短暂而显得漫长的日子里,我上山拾柴、下河背水,夜晚伴着父亲睡,给 父母说一些安慰的话,伤心的眼泪往肚里流,脸上还要挂上一丝笑容。我能做到的, 也只如此而已。 我不能为我的父母分担更多的痛苦。便匆匆告别家人,继续我的学业,在混乱 的年代中努力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1968年,我很幸运地分到西藏的一家报社, 做了一名见习记者。就在这年冬天,母亲穿着皮袄、踏着冰雪,从老家看我来了。 母亲住在一个亲戚家,我下了班便急忙赶过去。一进门,发现母亲比三年前相 见时,已更显得苍老、憔悴,头发竟然全白了。她才五十多岁啊。不过想来也是, 尽管母亲没有受到冲击,但经历和目睹了这样悲惨的家境,难道还会不老得快吗? 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都是在夸我、赞我。我在想,这雪封山、冰冻路 的寒冬腊月,母亲穿着单薄的衣裳翻山越岭来看,是有什么要事吗?那时,我的故 乡比如县到那曲地区还不通汽车,先骑马要走四天,还需要从那曲到拉萨,坐两天 的汽车。 我问母亲,弟妹他们好吗?你一路辛劳,多待几天再走。母亲定了定神说: “这年月,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反正大家都一样。妈这次来, 只是想陪你过个生日,就回去。” 我这才想起,没有几天就是我22岁的生日了。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外地读书, 从来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包括按家乡规矩18岁那个重要的成人生日。 那时我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在那个什么都怀疑、什么都只能往坏处想,各种 莫须有的罪名满天飞的年代,夜不归宿是一个很大的罪名。所以那晚我只能告别好 几年不见的母亲,赶回宿舍。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生日啊生日,该怎么过?这 革命的年代,婚丧嫁娶都有一种别样的搞法,这生日总得突出一点儿什么才是。 第二天,我的一位朋友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既然有“革命化的婚礼”、“革 命化的节日”,那就过一个“革命化的生日”吧。这是一个大题目。可要别出心裁。 我俩正在商量过生日的方式,另一位朋友又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这个名字带 有封建色彩,丹增不就是捍卫佛世吗?你要以改名字的实际行动,过一个革命化的 生日。去年,工厂的丹增便在40岁生日时改了名字,现在人家都当上了不小的头头 儿了。” 我的邻居毛红武,也曾名叫丹增,他出身贫寒,年轻时曾赶着马帮去过印度, 受尽苦难。解放后被报社招来当工人。他曾对我形容过他的家境,“家里没有牛鼻 孔大的房子,没有巴掌大的土地。抓头上一把乱发,抓身上一片氆氇,带走的是自 己的影子,留下的是自己的脚印。”“文革”刚开始时,他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诉 说了血泪斑斑的家史,声讨了封建农奴主的罪行。一腔怒火。满腹心酸,讲得声泪 俱下,打动了很多人的心。他确实是发自内心,紧跟全国性的改名热潮,把自己的 藏族名字改成了“毛红武”,意思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武装战士,还把自己一双儿 女的名字分别改为“听毛话”和“照毛办”,还把妻子的名字改为“学毛著”。他 妻子是一个厚道正直的藏族妇女,坚决反对丈夫给她改的名字,谁叫她“学毛著”, 她就装着没听见。你逗着多喊她几声,她就烦了,骂你“神经病”。她曾呵斥丈夫 :“我大字不识一个,怎么学毛著?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从此后,再也没有 人叫她“学毛著”了。 其实,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被改名的不仅仅是人名,连地名也改了,拉萨郊区 的纳舍坝改为向阳坝;山名改了,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改为胜利峰;街名改了, 全国闻名的拉萨八角街改为立新大街。不光是西藏改,全国到处都在改,著名学府 复旦大学改名为东方红大学。为了体现反帝防修,北京将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光华 路改为反修路,曾是美国人建的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哈尔滨的桃花巷解放前 是妓院集中的街道,后改名为“欢乐巷”,红卫兵认为不妥,干脆叫“兴无灭资巷”。 更可笑的是,食品、药品、玩物什么的都改了名,什么“丰收饼”、“斗私糕”、 “红卫膏药”等等。这种庸俗化、简单化,甚至荒唐的改名热潮,也有其理论依据, 即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和习惯势力展开猛烈地进攻。这样的结果,也闹出很多尴尬来,西藏一所中学的 一个班,老师点名,“卫东同学到了没有?”全班1/3 的学生齐声喊“到”。我熟 悉的一位内地朋友,“文革”初期改名为卫东彪。林彪事件发生后改名为卫东恩, “批林批孔批周”时改名为卫东青,“四人帮”垮台江青被捕后又要改名。这种人 如果不是政治投机分子,起码也是太紧跟形势了。 我想,我的名字是父亲请一位活佛取的,师道尊严,不能随意改动。我辩解说, 革命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何必只盯着改名字呢?另一个朋友提议,你的生日,要穿 着像个造反派,仪式像个革命者。吃喝像个无产者,这就算对路了。 生日那天,同宿舍的同事东拼西凑,让我穿着打扮。上身着黄军装,头戴黄军 帽,腰间还扎了一条朱红色的武装带,有人说太像一个红卫兵领袖了。另一个则说, 你要手握一个钢钎,就太像一个砸烂旧世界、横扫地富反坏右的革命者了。在那个 年代,这身打扮是最时髦的。头头儿出席会议是这身装束。演员台上表演也不外乎 这身打扮。我对着镜子看了看,感觉挺精神的。 宿舍东墙上恭恭敬敬挂着一幅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大幅 照片,这是每个人凑了10天的工资购买的。 我装扮完毕,大家就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先背诵几段 语录,然后齐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歌曲。那天因为是我的生日, 大家还跳了一曲忠字舞。舞步缓慢,表情严肃,动作虔诚,全神贯注。那时忠字舞 已经从单家独户、室内院中,跳到了马路、广场,成百上千人。甚至多达一万多人 齐跳忠字舞的壮观场面,随处可见。 我们语录背得流畅,歌唱得深情,舞跳得投入。因为这些都是革命行动,也都 是日常的行为。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它荒诞滑稽,流于形式,反而感到无比自豪。 他们祝福我生日,也别有花样。要是在今天,藏族人会说:“扎西德勒!”汉 族人会说:“生日快乐!”可那时。这些祝贺词会显得低级,甚至反动。无论父子、 夫妻、朋友、同学一相见,首先就是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而对方要立即回答:“伟 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不少人随时将一本印有毛主席相片的红皮语录揣在 怀里,无论问话,还是回答,都拿在手上,既显得自己革命、庄重,又防别人的语 录劈头盖脸喊过来时,自己措手不及。 因此。在我过生日时,当他们齐声高喊:“最高指示……”而手持《毛主席语 录》的我则应声答道:“要斗私批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然,这两 段语录也不是我随口面出,而是深思熟虑之后针对我存在的问题念的。比如,我们 宿舍睡上下铺,我争着睡下铺,这是私字在作怪;再比如,我偷偷从图书馆拿了一 本《红楼梦》,越看越入迷,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这些都曾受到工宣队的批 评,还有我那复杂的家庭背景,也要说清其阶级根源。 那天我收到了不少的生日礼物,主要是《毛主席语录》和各种大小不等的像章。 有个同学送了一尊毛主席的半身塑像,是塑料做的,底部有个气嘴,像身用手一捏 就“吱吱”响。一个室友觉得好玩几,就反复捏了几下,发出“吱吱”乏声。他当 场就遭到大家的围攻批判,吓得他又是检讨,又是认错,差点儿把我的生日搞成一 个批判会。 我当时也偶尔想到,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过去我在寺庙的岁月里,每当喇嘛 们要举办隆重的法会,吟诵的经文和我们背诵的主席语录,吟唱的祈祷词和我们高 歌的革命歌曲,神灵的舞蹈和我们跳的忠字舞,都是一样的虔诚和狂热。但是我那 时不敢将两者对照起来审视,只是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绝对的忠诚和过好这个革命化 生日不折不扣的新鲜感、使命感。如果说我的第一个生日,人们虔诚地对我膜拜, 要把我塑造为一个佛门弟子的话,现在我的第二个生日,我和我的室友们和全中国 人一道,正在以相同的方式,去膜拜另一个神,并且心甘情愿、争先恐后。 时辰到了中午,大家敲着碗筷去食堂吃饭。那时,单位每天开两餐,菜要菜票, 饭要粮票。人们说肚子是国家称过的,大人每月28斤,小孩儿每月15斤,婴儿每月 6 斤,肉每人每月2 斤,还分牛肉票和猪肉票。所有粮油副食品都是定量供应,你 到黑市上去卖,叫做投机倒把。查出来,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劳改劳教。个人只要 有出售粮、油、肉、菜的,罪名就是黑市交易,轻则取缔,重则拘留、逮捕。当时 机关工作基本瘫痪了,要说活动,无非是批判会、声讨会,再就是学习最高指示, 进行忆苦思甜。有人说,我们吃食堂的饭还不足以体现革命化的生日,晚上该吃忆 苦饭。那时的标准是,如果有人比你更革命一点儿,你一定就得听他的。大伙儿告 诉食堂,有人要过革命化的生日。我们要吃忆苦饭。食堂的炊事员真是求之不得, 因为食堂常常断粮缺油。 下午我们到郊外挖了一堆荨麻、野葱之类的垮台菜,请炊事员煮了一大锅忆苦 饭,每人都盛了满满一大碗端回来。闻起来还有一些香味,一口嚼下去,我的妈呀, 难吃死了。舌头发麻、喉咙寡辣不说,连耳朵都吃得嗡嗡直响。碍于革命的情面, 谁也不敢说不好吃,更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倒掉。宿舍里鸦雀无声,只见一会儿出去 一个人,再不回来;一会儿又出去一个人,也不见了踪影。我硬着头皮吃下半碗, 就再也吞咽不下去了。看看大家都走光了,我也就悄悄地跑出去倒在厕所里。第二 天有人悄悄告诉我,这顿忆苦饭当时吃得艰苦,夜里肚子胀痛,早上去上厕所,连 肛门都火辣辣地痛。 傍晚了,我总觉得有些对不起为我过生日的室友。我说报社外面有家铺子卖酸 奶,我请你们吃酸奶吧。可是我们去后被告之,酸奶铺已经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 割掉了,那个卖酸奶的藏族大妈还对我们一肚子的气。回来的路上,路过一片萝卜 地,大家实在忍不住饿,便找了个理由,说这是人民公社的萝卜,吃这个也是很革 命的吧。就这样,我的这个在单位上过的革命化生日,以背诵毛主席语录开始,偷 人民公社萝卜结束。 回到宿舍,我才猛然想起,母亲还在等着我过生日呢。 母亲专门从老家来给我过生日,我却只想到自己要过一个革命化的生日,竟然 把母亲也忘了,心里顿时惭愧不已。 那时借个自行车骑,比今天借个汽车还难。我只好撒开双腿往亲戚家跑。大约 跑了四十来分钟,总算赶到亲戚家。母亲和亲戚一家人都还在等我。我连忙给大家 解释说,我在单位已经过了一个革命化的生日了。怕他们不明白,我又把过程给大 家说了一遍。大家听了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母亲缓缓地说:“今天一早我就去你们单位了。门口有带枪的人站岗,话说不 通进不去。等到中午,我就回来了。儿子,阿妈不懂你革命化的生日是什么,现在 这年头儿食物短缺,怕你饿肚子,想送点儿吃的来呀。”我惭愧、内疚,又有一些 感动、激动,真是百感交集。看着母亲沉静、和善。鬓丝如银、饱经风霜的面容。 我默默无语。上午寒风呼啸,漫天下着茫茫白雪,在那个破旧阴森的大门口,连一 棵遮风避雨的树都没有,她是怎么裹着这身单薄的羊皮袄,蜷缩着身子,眼巴巴地 在等我的呢? 我看着母亲很伤感的样子,为了让她老人家高兴,我“刷”的一下站起身,端 个姿势,抖擞精神问她:“阿妈,你看我这身衣服,生日打扮。”同时还做了一个 舞台演员登台亮相的动作。 母亲哭丧着脸,摇摇头。“去年我路过县城,看见球场上围了很多人,以为在 处理商品,挤进去一看,是县委王书记被一伙人在批斗。斗他的人都是你这身打扮, 听说还是从内地来的。王书记是多好的一个人哪,带着我们修水渠,雪灾的时候给 牧场上的人送粮食,救过好多人的命。你知道吗?那些拆寺庙,批斗你父亲的人, 领头的也是这一身穿戴。村里的老百姓见到他们,就像看见魔鬼,走路都躲得远远 的。唉,儿子,你长这么大了,要懂事啊!”妈妈语重心长地说。 她这一声叹息,让我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赶快钻进去。 母亲让亲戚们先去休息,说她单独有话要说。她轻轻地拉上门,坐在我旁边, 摸索着从家乡背来的那个牛皮包袱,摸出一个油津津的牛皮纸包来,递到我的手上。 “上午就想给你送去的。听说你们吃个肉都要票,吃不饱吧?”母亲说。 纸包里是几块肥厚的风干牦牛肉,黑黢黢的看上去有些时间了。一股日晒风干 的肉香味顿时扑鼻而来,这是我已久违了的香味。我抓过一块啃了起来。 母亲幸福地看着我吃。我想,以我们家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可能有风干牦牛肉 之类的,那可是“高档”食品,不知她为我爱吃的这块风干牦牛肉花费了多少心血。 我问:“阿妈,你从哪里找来的?” 母亲没有回答,只说:“你多多地吃,饱饱地吃。” 我心里酸酸的,吃不下去了,递一块牛肉给母亲,母亲推回来,我再递,母亲 再推。唉。我实在不忍心吃这饱含母爱的牛肉啦!这世界上有很多爱,母爱是最纯 洁的。这世界上有许多宝,母爱是最宝贵的。我们母子之间的爱,早已用语言无法 描述了。 我心里涌起了无限的忧愁。母亲把我当做命根子,而我能给她带来什么幸福、 分担什么忧愁、承担什么责任呢? 母亲轻声细语地说:“现在这样的日子,可能长不了。过去贵族头人做的事情, 老百姓不喜欢,所以解放了。现在做的事,老百姓也不喜欢,肯定也长不了。”母 亲顿了顿,接着说,“家里没有留下什么财富让你继承。不过呢,用珠宝装饰自己, 不如用知识丰富自己。虎的纹路在外,人的学问在内。财产可以被劫去,权利可以 被夺去,而知识是外人偷不去夺不走的。这都是你阿爸近来常唠叨的话。要好好儿 学习知识,将来做个文化人也就够了。看到了吧,做官,好像是地换了一层草,羊 换一身毛,要想占有神一样的高位,就要有鬼一样的计谋。这是你做不到的。”母 亲小时候学过藏文,算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她对我的教诲,总是体现出一个民族 的质朴和智慧。 母亲又从牛皮包袱里拿出一个油迹斑斑的黄布小包,解开包抽出一条陈旧的哈 达。她把房门关严,拉上窗帘,双手捧起哈达说:“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阿妈 没有更好的祝福了,给你献一条哈达吧。”母亲把哈达端端正正地挂在我脖子上。 在那个年月,献哈达也被认为是旧习俗,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给人献哈达。 母亲双手合十,仰着头虔诚地说:“儿子啊,我要替你感谢解放军。要不是他 们来了,你走不出大山,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出息。” 母亲又抚摸着我脖子上的哈达说:“儿子。你还记得吗?这条哈达是你5 岁生 日时我献给你的。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天天把它揣在怀里,晚上常常翻出来看一 看。看到哈达,我就想起你……” 我脑子里倏然想起我5 岁生日的那天晚上,我跑去母亲房间撒娇的情景,母亲 端坐床头,抚摸哈达;我也可以想象我不在她身边的那些漫长岁月里,那一个个孤 独的夜晚,母亲是如何思念着不辞而别、远离家乡的爱子……多么美丽的母亲!多 么慈祥的母亲!多么苦命的母亲!你那能穿透灵魂的眼神,你那度母求雨般的坐姿, 仿佛已经用血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灵里了。 过去我们藏族人献哈达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给父辈献哈达,双手捧上,父辈 接下后,放在一边;下属给上司献哈达,上司接了挂在手臂上;上司给下属献哈达, 属于赐哈达,下属接了要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同辈同级的人互献哈达,也可以挂在 脖子上;而俗人给活佛献哈达,活佛祝福后要返回给敬献者;哈达也分不同的档次, 有棉的、丝绸的;也分长哈达、短哈达。那时献哈达不像现在这样随意,哈达也很 珍贵,尤其是那些丝绸质地的哈达,都来自汉地雅安。一般人一年中能得到两条哈 达,已属不易。穷苦人家一生中可能只在婚嫁、丧礼这种红白事中才能有幸得到别 人献的哈达。像我母亲献给我的这条哈达,是丝绸的,属于最高档次的,我们叫 “阿西哈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