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真想把自己的年龄退回到5 岁,变成一个孩子,重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 听她讲这条哈达的故事。这条哈达是从前一位有名的活佛赐给我奶奶的。因为奶奶 心地善良,终身敬佛,收养了一批孤儿。作为对佛祖慈悲的供奉。据说奶奶活了一 百岁。她去世前将这条哈达献给了我的老师八世占堆活佛。在一次敬神放生的佛教 仪式上,我母亲把家里的六头奶牛给放生了,占堆活佛又把这条哈达赐给了我母亲, 希望她像我奶奶那样慈悲、善良、虔诚。而母亲则在我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把它献 给了我。我走后,母亲把它作为思念的寄托、精神的支撑,从不离身。儿行千里路, 母子都被这条哈达紧紧连着啊! 母亲拉开窗帘,打开窗子,太阳已快要落山,晚霞映照着群峰山巅。母亲收拾 好那个牛皮包袱,告诉我她已经买好了明天早晨七点的车票,今晚得到车站住下。 母亲走了,我待在房间。她留给我的那些宽慰的话语,关切我的嘱咐,鼓励我 的言辞,一直在我的耳旁萦绕。我把哈达从脖子上取下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久久端 详。哈达摸在手中情愫柔软,一股暖流从我的手心传遍全身。童年的记忆如开了闸 的渠水,源源不断地流淌到脑海里。我无忧无虑地成长在母亲的怀抱里,懵里懵懂 地被送进了古寺,又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山。我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民族历史文化 的烙印。我的每一次成长,都有母亲牵挂的祝福。母亲是用这条哈达始终寄托她对 儿子的爱啊。 哈达上印着活灵活现的八宝吉祥图案,两头穗子顶端横绣着一行祝福的祈祷语 ——年年吉祥,天天吉祥,白天吉祥,夜里吉祥,时时吉祥。 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藏族人那样时刻企盼吉祥。我们用献哈达来表示 吉祥的祝福,哈达在藏语里被称为“央”,是福气的意思。我们把哈达挂在脖子上, 挂在家中的梁柱上;我们还把哈达献给菩萨神灵,献给雪山森林,献给江河草原, 我们希望众生吉祥、大地吉祥、民族吉祥、国家吉祥。 我忽然在哈达上发现一个快要退色的红印记,仔细一看,竟然是占堆活佛的印 章。 这条哈达积淀了几代人的慈悲人生,还混杂着一个民族文化的不懈传承,象征 着人神共处的吉祥祝福。哈达上,不仅有酥油味、红花味,还有藏香味、圣水味等 各种吉祥供品的味道交织在一起,我甚至还嗅出了草原的味道、雪山的味道、故乡 的味道。沉香剁百块,其香依旧在。最重要的是,这条哈达上,有我母亲温暖香甜 的味道。 回过头来看看我今天的这身装扮,真是羞愧难当。就像我们藏族谚语说的那样 :山羊披上狮子皮,也成不了雪山的主人。害人的虚荣心,分不清美与丑,我感到 难堪、别扭、遗憾、困窘,就像乱箭穿心般地难受。 我把哈达铺平叠好,揣在怀里,飞一般跑回单位。一进宿舍就把帽子扔了,把 上衣脱了,皮带解了。室友们不解地看着我,有人还说:“这么难得的衣服,你要 穿着它睡,肯定能做个好梦。” 熄灯的号子吹响了,我把叠好的哈达,用一块白布包好,塞进我的枕头里。从 那以后,天天枕着它睡,就好像枕着我的往昔岁月,更像枕着对母亲的思念。 作为这次生日的一次小注脚,发生在一个月以后。那天上午,单位的军宣队通 知我,要我下午去张政委的办公室。在那个年代,谁接到通知被叫到工宣队、军宣 队,那首先要安顿好家人,做好有去无回的准备。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怀着忐 忑不安的心情去找张政委。掀开门帘,顾副政委板着面孔端坐在一张破旧的牛皮沙 发上,旁边的木头椅上坐着红卫兵分队的孔副队长。我二十多岁了,还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惶恐过,这气氛让我透不过气来,领导还没有开口,我的内衣就都湿透了。 顾副政委有点儿像怒目圆睁的阎王,劈头就问我:“你最近搞什么样喜庆的活 动没有?”我想糟了,肯定是过那个革命化的生日出什么事了。但已经裂了缝的石 头,再怎么往中间填土,都不可能合拢了。我就连忙解释说:“过了一个革命化的 生日。”顾副政委又问:“你生日是哪一天?”我回答说:“12月26日。” 他勃然大怒,一拍茶几吼道:“你太不像话!” 我的心怦怦直跳,衬衣已贴在后背上了,不明白不像话在哪里。真是秀才有理 说不清,人急喉咙不出声,我呆呆地无言以对。 顾副政委怒气冲冲,那严厉的目光盯住我:“你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他问 完话,站起身来,走到我的面前。我又重复了一遍。这下,把他的肺给气炸了,在 房间里暴跳如雷,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的鼻尖,不停地抖动着,从鼻腔里发出 “你……你……”的声音。 我更蒙了,嗫嚅道:“这一天过生日……怎么了?” 这时,孔副队长插话了:“怎么啦?我告诉你,这一天是‘东方红,太阳升’ 的日子。” 我这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这一天过生日。那时不要说我,全中国能知道 毛主席生日的人也没有几个。我急忙辩解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我 错了。可我的户口本、档案袋、工作证上都是这么填的啊。” 孔副队长呸了我一口,训斥道:“你不可能这一天出生!” 我连忙点头:“是是是,我不应该在这一天过生日,我错了。” 我口头上虽然认错,内心里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罪。但钉在木板上的钉子, 放进茶水里的盐,今天是自己惹的祸,恰好又撞在枪口上了。错已铸成,爱怎么批 怎么斗,我不为自己辩解了,任他去吧。 不知是处于对我的宽容,还是他们欺软怕硬,没想到顾副政委的态度却缓和了 下来:“去吧,选一个革命的日子做你的生日。深刻检讨自己,加强思想改造。” 说完了摆摆手,让我出去。 我想,道路可以选择,出生却不能选择;思想可以改造,生日却无法改交。更 何况,要改出生日期。还得找派出所改户口本,找组织部改档案袋,找政工组改工 作证,这能说得清楚吗?更重要的是:我怎么跟我的母亲解释得清?我心里暗暗想, 我不改生日。但一定不再过这无趣的生日了。以后如果有人再问我的生日,我就语 义含糊地说,是最吉祥的那天出生的。 后来,我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了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译文》杂志,上面刊登 的一篇散记中描述到:非洲南部散居着一个不足十万人的部落群,被称之为“莫瓦” 人。他们世代相传着一个更改生日的习俗。在族群中,谁偷盗了他人财物,就会被 流放他乡;谁打伤了他人,就被投入牢狱;谁与别人之妻通奸。就终身不能另娶。 所有犯下罪行的人都要附加一条惩罚:更改出生日期。部落长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其中最大的权力便是确定那些罪犯的出生日期。在“莫瓦”人看来,被更改出生日 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也是对其最严厉的惩罚。“莫瓦”人正是以这种形式来 维系他们的道德准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日对人的神圣,以及人们对生日的敬 重。 只是在那个疯狂的混乱年代,凡是被敬畏的。被尊崇的。都在被打倒、被羞辱 之列。我在这个时候的生日演出这样的闹剧,也是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