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又一个12月26日到了。其时,已经是2004年。时光荏苒,人生如梦,世事沧桑。 人生就像一叶在时间的长河里溧流的扁舟,时而随波逐流,时而逆水行舟,时而又 奋勇争先、迎风破浪,两岸景色无限,变化无穷。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 阳光大道,也有独木小桥。还有崎岖山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天道是公 平的,决不会把所有的灾难、痛苦都加到一个人头上。也决不会把所有的荣华富贵 全都留给哪一个人。关键是自己要做一个仰不愧对天,俯不疚对地的人。 这一年冬天,我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率中国作家代表 团访问俄罗斯。因此,我在莫斯科又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 把自己当做作家来谈,要说名副其实,尚觉得有点儿愧对于这一光荣的称号。 我以为。作家是一个高贵的称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的责任,要昭示 至高无上的人类良知的黎明,对人类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作家既是现实社会的探 索者,又是人民疾苦声音的代言人。作家最大的良心应该是善良,当然,善良并不 等于做一个好好先生。对黑暗的抗争,对邪恶的揭露,对弱者的同情,对真理的坚 守,对正义的维护,都是善良之举。拥有了善良,就能够战胜一切。如果胜利不能 站到善良这一边,人类就不可能不断繁衍生息。也许,一些平庸的作家,一时能得 到很多五彩光环,而一些伟大的作家,有时也会遭遇悲惨的命运。但人民是文学的 唯一评判者,只有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的作家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伟大的作家,哪怕 他的作品很少。 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喝着俄罗斯文学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托尔斯泰、 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文学大师,曾感动了世界文坛。他们的作品曾 哺育了一批又一批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文学大家。他们对 世界文学的贡献,就似一盏照亮五洲的明灯。一批批作家冲破心灵的樊篱,跨出安 乐的家园,砸碎思想的禁锢,去追求平等、正义、自由、博爱和良知,去点燃自己 的创作火焰。 我至今还记得,在“文革”那动荡不安、是非不分、混乱不堪的年代,我牢记 母亲好好学习的嘱咐,远离了那些空洞的革命口号和纷乱的派别组织,躲进自己的 宿舍,苦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我的大学》等俄罗 斯和苏联名著。是这些经典著作孕育了我的文学情结,滋养了我的文学情感,帮助 我树立起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陪伴我度过了那些令人胆战心惊的岁月。 这次到俄罗斯出访,我特意带了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我在从莫斯科到圣 彼得堡的火车上,重读了这部经典作品,感受书中描写安娜和沃伦斯基、卡列宁在 这段路途中交往的情节。火车在摇晃,景色在闪过,托翁所描写的场景,如同电影 般一幕幕在我眼前上演。我深深地感谢俄罗斯的文学大师们,给人类留下了如此丰 厚的文化遗产,也给我这个懵懂从文、不揣冒昧的文学工作者增添了力量、丰富了 人生。 借助这次中俄两国作家的文化交流访问,我们如愿以偿地游览了莫斯科、圣彼 得堡等城市的名胜古迹,尤其是拜谒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 泰斗的故居和墓地。更使我感慨良多的是:俄罗斯能够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雄踞 于世界大国之列,争霸于超级大国之间,跟这批星光灿烂、智慧超群的作家们的文 化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从官方角度讲,我们享受到的是高规格的接待。全俄作协副主席专程到机场迎 接我们,礼仪小姐手捧鲜花在贵宾休息室举行了欢迎仪式。我们住的是俄罗斯国防 部的招待所,过去是苏共中央的招待所。据说,这里曾接待过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 最高领导人。有趣的是,我住的房间是个大套间,卧室里的那张木床却长不过1.7 米,宽不过1.2 米。床上的褥子上打了三处补丁,厚重的被子里发出一股霉味。晚 上躺在床上,身子一动。床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一翻身,差一点儿掉到地上, 我只好整夜仰卧着不敢动身。客厅里的那条丝质地毯,底色是什么已经无法辨认。 现在看来是一条油津津、黑黢黢的旧地毯。中间几处似乎是被火烧过,有一些斑斑 点点的小窟窿,又像是被老鼠啃过的。卧室里有一张红木桌子。有三个抽屉。我想 把一些日用品放进去,一拉开那个生了锈的铜把手,整个抽屉“哗”的一声便掉到 地上。无论我费多大的劲儿,再也无法把这个散了架的抽屉重新装回去。客厅里的 电视机大而笨重,电源通着,电视开着,却经常没有信号。过了几天后,我慢慢有 点儿习惯了。只要电视机没了信号,就上前拍打几下电视机身,嘿,还真灵,电视 画面又回来了。 就是在俄罗斯这种精神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存在巨大反差的情况下,我的生日 再次被人提起。代表团成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先生曾是我的同事,也是 我的朋友,他在一次聚会中提议说:“丹增书记是和毛主席同月同日出生的。毛主 席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第一次出访苏联时,就在莫斯科过了生日,我们提议 丹增也在莫斯科过个生日。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呀!” 此言一出,作家们纷纷上来祝贺,并说一定要在莫斯科给我过一次生日。我也 是第一次听说毛主席曾经在莫斯科过了生日。现在无巧不成书。我也第一次来到莫 斯科,竟然碰巧有机会在同一个地方,与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 生日。这个与伟人同生日的巧合,在今天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耀和自豪。毛主席曾经 被人们推上了神坛,如今,尽管他老人家已不在神位上。但人们对他的爱戴、尊敬, 来得更加真实,更加朴素。 我给同行们大体讲了我记忆深刻的前两次过生日的情景。对于第一次过生日, 由于文化环境的迥异,大家感到特别新鲜,难以想象。而第二次过生日,由于多数 人已年过半百,大都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有着共同的记忆。有一位老作家也曾过 了一次类似的生日,结果被戴了一顶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被批判了三天 半。他们只是没有想到,我母亲竟然那么的善良、坚韧、达观,我们母子之情竟然 那样深厚、浪漫、优美。他们鼓励我要把对母亲的思念从心头移到纸上,将这个藏 族母亲伟大的爱写出来。 出访回国后,我查阅了有关史料,毛主席是在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 月17 日到苏联访问的。他老人家此番来苏,主要是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并庆祝斯大林七十周年诞辰。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都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过 生日,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日。而五天后毛主席就在莫斯科过了生日。至于毛主 席在莫斯科过生日的细节,史料竟然都没有记载,我相信这里面一定会有许多精彩 的故事。 我们的翻译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转了半个城,竟然没能买到一个生日蛋糕。无 酒不成席,没有生日蛋糕的生日也是不完美的。无奈之下只好将就买了一块俄式豆 腐糕,论形状、论颜色、论造型,都很像高档的生日蛋糕。但没有生日蜡烛是许不 成愿的,好在作家们都是形象思维极其发达的人,一位作家跑到餐厅对面的教堂里, 放了几枚硬币,请来了几支供奉用的蜡烛。 生日聚餐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古老饭店里。俄罗斯作家协会副主席加尼切夫 先生闻讯主动赶来光顾。他是一个小说家,还是政治学博士,憨厚的面容,满头的 银发,渊博的学识,令人肃然起敬。 当加尼切夫副主席得知这个晚宴是为庆贺我的生日而举行时。惊讶地大叫起来 :“毛主席在莫斯科过生日的地点,就在前面另一条街上!”那里曾是苏共中央的 交际处,不过现在成了石油大王们的俱乐部了。据加尼切夫介绍,他的一位朋友曾 是莫斯科《红星日报》的记者,不但见过毛主席,而且是为数不多的采访过毛主席 的苏联记者之一。这个朋友曾写过一本俄文报道文选集,其中两篇是专门介绍毛主 席在莫斯科过生日的札记。加尼切夫幽默地说,无论从图书馆偷,还是在旧书摊上 买,或是从朋友处借,他都要想法弄到一本送给我做生日礼物。他说,毛主席是中 苏友谊的缔结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谁和毛主席同一天生。一定会沾到毛主席 的许多福气,希望他参加我的生日也能带给他一份福气。 加尼切夫的回忆更加活跃了我这个生目的气氛,也让我在历史的时空隧道里流 连忘返。大家将蜡烛插在那块豆腐糕上,点燃了指头般大小的六支蜡烛。在吹熄这 独特的生日蜡烛之前,我心里默默搜索着那些美好的祝词,但隐约可见的却是母亲 的身影。就像那首我很喜欢听的藏族歌曲《慈祥的母亲》所描绘的那样,我在遥远 的俄罗斯的烛光中,仿佛看见了母亲的音容笑貌。 现在,我唯有在摇曳的烛光中祈愿我的母亲吉祥安康,祈愿她老人家在清静的 生活中永远快乐、安详。阿妈,你陪儿子度过的两次生日,儿子永生难忘;你的祝 福,你的期盼,你的教诲,永远都在儿子心上;阿妈,儿子在遥远的莫斯科给你跪 拜了…… 蜡烛吹灭,众人齐声祝福生日。我用西餐刀切开那块当做生日蛋糕的豆腐糕, 他们让我先吃。我把一块豆腐糕放进嘴里,又酸又苦又涩,不知是个什么味道,几 乎可以跟我当年过“革命化生日”的那顿忆苦饭“媲美”了。我不声张,看其他人 作何反应。等他们东西入口后,全都哇哇喊叫,摇头叫苦。 今昔对比,中外参照,总能催人奋进。敝帚自珍,珍惜现在,才能展望未来。 生日宴会收场了,我们一行人信步来到莫斯科的红场,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 时刻。闻名世界的红场银装素裹、灯火通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合影留念, 红场对面一排排商店,各种旅游商品琳琅满目。我随意走进一家商店,柜台里阵列 着苏联时期的许多纪念品,军帽、军徽、军章、像章,还有斯大林、丘吉尔、戴高 乐、罗斯福四巨头的画像、照片,更多的是普京总统的生活照片和艺术画像。购买 苏联时期商品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买普京总统纪念品的则多为年轻人。一 个正在买印有普京头像衬衫的年轻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回答说:“我是中国人。” 年轻人友好地说:“你们中国有邓小平,干得很棒!我们现在有普京,也会干得很 棒的。我们要做普京那样的硬汉。”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先后出访过五十多个 国家。1984年第一次去意大利时,陪同人员告诉我,罗马小偷很多,但不会袭击你 们中国人,他们知道中国人没有钱。就怕被误认为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有钱。时 隔20年后,我又一次出访意大利,还是陪同左叮咛右嘱咐,罗马小偷很多,专偷中 国人,你们千万要小心。我随口就问,不是说小偷专偷日本人吗?陪同说,哪里哟。 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钱多。是啊。连外国小偷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了。 我忽然在另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张毛主席和斯大林、贝利亚三人合影的巨幅照 片,图片说明是俄文。翻译过来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毛主席在莫斯科过生日时留下 的照片。我喜出望外,店老板要五美元一张,我连价都没还就买下来了。这是我此 番去莫斯科买的纪念品中最为珍贵的一件了。 当晚回到房间,我从箱子中取出那条母亲献的哈达,回味着、思念着,端端正 正地把哈达挂在自己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