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尽管沈从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引用《水云》里关于文学上“美显然就 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一种象征”的陈述,来回避叙述真 实与否的问题,并声称“免得好事读者从我作品中去努力找寻本来缺少的人事臂景, 强充解事。因为这种索隐很显然是无助于作品的欣赏的”,似乎预先切断了作者爱 欲体验与作品叙述之间的联系。不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的另一段文字中,作者 又说:“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 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由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而《水云》一文, 正展现了作者抒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内部情绪生活)的创作初衷——在理性 的节制矜持中充满青春狂热气息的情感奔放疯狂,在一系列如虹如星的“偶然”所 造成的“梦想的幻异境界”里,“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沈从文更在《 (七色魇)题记》中一语道破玄机:“(本书)完全近于抒情诗,一种人生观照, 将经验与联想混糅,透过热情的兴奋和理性的爬梳,因而写成的。”沈从文晚年在 《题(黑魇)校样》中复回忆道,《七色魇》和《看虹摘星录》是“四十年前在昆 明乡居琐事和无章次感想”,“在云南用这个方法写的约计七篇,总名《七色魇》, 还另有三篇拟共成一集,出个小集”,“都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 那“另有三篇拟共成一集”当即是《看虹摘星录》。 这样看来,沈从文对其昆明时期所谓“文体试验”类作品,早有自我判定,无 论是“自传中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还是“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都暗示 了沈从文四十年代此类带有文体试验性作品的最重要特征,它们带有相当强烈的自 传性,作者、叙述者与作品中某些角色几乎合一。作者、叙述者和书中角色合一的 叙事方式本是沈从文作品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看虹摘星录》为代表的“客厅 传奇”类作品中,又获得新的表现形式——而“我”或“她”常处于“梦幻”或 “现实”互相断裂分歧的境遇中,正反映了作者和书中角色本身人生经验及自我内 部生命的断裂破碎。作者在其间回避和直面的潜抑身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诸种 分裂和破碎中,实埋藏着沈从文四十年代个人精神危机乃至疯狂的潜因。 因为文献不足,《七色魇》和《看虹摘星录》的自传性特征及其与沈从文四十 年代文体变革之间的关系,似还未得到充分研究。此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沈 从文这一时期作品的文体与内容特征,及其对“抽象”、“象征”或“诗化”的追 求与对自我情感状态的记录。早在十多年前,刘洪涛发掘了沈从文昆明时期作品的 象征意味,“象征主义对沈从文来说,成了他把握世界的方式”,“《看虹录》是 一篇典型的象征主义小说”,“《看虹录》可以看成是沈从文走出湘西——城市格 局,探索新的创作方向,并取得极大成功的标志性作品”;吴晓东认为《看虹录》、 《摘星录》与《烛虚》是对“美的抽象”的领悟,是“对抽象人生形式的探究”, 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冥想,“沈从文的这种转向标志着一个沉潜的时代的来临”;贺 桂梅和钱理群亦称《看虹录》是代表沈从文“一个时期思想追求和创作实验的诗化 小说”。用“象征”、“抽象”或“诗化”等范畴来概括沈从文昆明时期作品,非 常敏锐地领悟到沈从文四十年代此类作品的整体风格变化,可惜切断了“象征”、 “抽象”或“诗化”与作者自身内部自传经验的联系,失之于空泛无归。此后,研 究者在承认沈从文作品文体创新的同时,逐渐注意到沈从文的“理想”、“想象” 与作者个人情感经验的联系。范智红基本认可沈从文四十年代作品文体的创新,认 为“这种想象以互文形式反复呈现,甚至模糊了小说与散文、散文与论文的边界”, 既注意到此类作品的形式象征性,“与其强调它的现实本身性质,实际上更像是一 种关于理想生命形式的象征”,同时注意到沈从文对这一时期小说自传性特点的说 明,“即是对于情感的一种‘过程记录’。意思是说,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是完全实 录的,故事有它原始状态下的真实性”。张新颖注意到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精神危机 中日常生活、个人生命情状与时代之间的裂痕及其将个人经验抽象化的叙述方式, “《看虹录》试图找到把个人经验上升为抽象抒情的方式。小说中处理的生命体验 其实是相当个人化的,但作家同时又极力隐去个人化的外在标记和痕迹,把个人的 具体性进行抽象化”,沈从文作品的抽象世界“表面看来只是观念的世界与实际生 活相分隔,其实却因现实经验而生,是思想应对现实危机和个人困惑的场所”。解 志熙先生也认为《七色魇》是作者的“跨文体实验的结晶”,是“情感错综的心理 叙事试验”。 概而言之,《烛虚》、《看虹摘星录》和《七色魇》这一批沈从文创作后期的 作品,集中展现了这一时期沈从文所着力进行的新的文体试验——融合诗、散文和 小说诸文体因素,形成一种真幻交织、梦与现实错综迷离的独特效果。这样,沈从 文创作前期的“都市讽刺写实”、“乡村抒情想象”与“经典戏拟重构”三种标志 性文体乃出现了新的融合,讽喻、抒情与拟典诸文体元素以隐蔽的方式溶解在同一 作品的内在肌理中。这一批作品,其叙事依然围绕着爱欲主旨和死亡主旨,不过叙 述者却是一个居住于乡下的对自然和人性别有会心的“城里绅士”,其对青春永远 逝去、衰老即将降临的切己感印,对空袭昆明时惨烈而绮丽的现实生死的及身目遇, 与对平凡质实的日常家庭生活的承受与抗拒,共同凝结成一种微妙的“中年情绪”。 因而,这批作品所选择的叙述策略就是在对日常现实生活微含讽喻或抗拒之意中, 寻求日常现实生活之中的奇幻抒情——以昆明时期的日常生活作为贯穿性结构,作 为整体的时空坐标,造成一种真切现实的感觉。同时,又不断嵌入类日记或书信性 质的拟私人文本,展示出梦幻般的抒情、典喻的空间。在这两种时空感觉的错综穿 插之中,“爱欲”作为梦幻游离、作为对战争与衰老两种死亡方式的抗拒,承担着 叙述者和作品人物永生的意义。作者在此采用了类经典的笔法,使相关叙述具有精 致、抽象、唯美的效果。这样,《烛虚》、《看虹摘星录》、《七色魇》等作品, 显然与沈从文三十年代的《边城》、《八骏图》等标志性作品大为不同,堪称为沈 从文创作的又一新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