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恋上自己的姨妹,对诗人气质的沈从文来说或许是情不自禁的事,可能是感到 这种爱欲不会有什么结果并且会受到社会的非议,沈从文便用“情绪的发炎”的写 作来表现它、升华它,可写出来、发表了,又不免担心其影响和后果。所以,在一 个时期里他为此陷于既想表露又欲遮掩的矛盾境地。这种矛盾的心情在一些诗文中 留下了痕迹。 如《沈从文全集》第12卷收录的《潜渊》,初刊于1939年10月18日昆明版《中 央日报·平明》第104 期,署名上官碧,与本卷所收录的《烛虚(五)》,同样是 沈从文1939年的日记摘抄。这一系列的文章,对研究沈从文当时的文学基本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其中第二则: 读《人与技术》、《红百合》二书各数章。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 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已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 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心中实充满作战雄心, 又似觉一切已成过去,生命中仅残余一种幻念,一种陈迹的温习。 心若翻腾,渴想海边,及海边可能见到的一切。沙滩上为浪潮漂白的一些螺蚌 残壳,泥路上一朵小小蓝花,天末一片白帆,一片紫。 《红百合》是法郎士以文字建造的肉感爱情的享乐园,最终毁于马耳丹伯爵夫 人的诸情人相互嫉妒所引起的占有性狂热。沈从文在《潜渊》中提到《红百合》, 并在《生命》中表示他有意模仿法朗士之《红百合》而写一《绿百合》,可能是怀 有近似的人生感触,已陷入相近的情感困局。随后所写的《摘星录》恰有一个副题 “绿的梦”,它很可能就是沈从文原来拟议中的《绿百合》。或许是预感到这个最 初的《摘星录》中所述爱欲情事有可能给作者的家庭以及作者自己都招来某些烦扰 吧,所以沈从文曾两度焚稿:据作者在《月下小景》后的附记,他1941年1 月7 日 在昆明重校《月下小景》时,“是日焚去文稿一万五千字”,后来又在徐志摩的《 爱眉小札》上写道“卅年四月十四夜,烧去文章约一万四千字。只觉人生可悯”。 这两次被焚的“文稿”或“文章”,最有可能的就是以不为人熟悉的笔名“李綦周” 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这篇《摘星录》。此后,拟议出版的小说集《看虹摘星录 》长期以来出版与否难以确证,以至于连《沈从文全集》也未曾收录,最大的原因 当是《摘星录》一篇涉及的实在是非同一般的艳遇吧。 然而正因为这段隐秘的情感对沈从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味,所以他要完全忘怀 是很难的,尤其是1962年4 月意外地得到张充和的来信,显然让沈从文非常激动。 1962年4 月11日《复张充和》云—— 四妹: 四月十日得到你的来信,一小时前还正和阜西谈到你,早上则和孟实谈到你, 得知有公子二人。为你和汉思道贺。……我们都好,只是多是年轻的已过六十,年 长的且过七十,照老话说即古稀之年了。但是你们料想不到即是大家都似乎还相当 年青,即形象上也还比在云南那些年头为好!…… 新诗似在这里写几首下来,有意思还在长长的序跋,字太多,就不抄了。如另 有机会见到《中国文学》,还可看到一些。 限于纸面,和其他忌讳,可惜不能将序跋写上。有些地方似乎得有序跋才好懂! 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玉兰花也极好…… 此信特别提到一些诗和诗的序跋,语含暗示,然则它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查 《沈从文全集》收录的《青岛诗存》如《残诗》、《白玉兰花引——书永玉木兰卷 》、《(白玉兰花引)跋》与《忆崂山》诸作品,这些诗作虽然不是“新体诗”而 是“旧体诗”,但却是离写《复张充和》最近的新作,也可以称为“新诗”即“新 作的诗”——这些诗可能是沈从文1961年初夏的青岛之游时新作的。可是不知为什 么,沈虎雏编辑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只记1961年6 月末到8 月初,沈从文到青 岛海滨休养,并未提及1962年夏初复去青岛,仅注明1962年7 -8 月在大连休养一 月,而在《青岛诗存》中的各篇《残诗》、《白玉兰花引——书永玉木兰卷》、《 (白玉兰花引)跋》与《忆崂山》诸作品,却都注明初写于1962年初夏的青岛。是 的,1961年初夏,沈从文确曾有青岛之游,并撰有《青岛游记》,至于1962年初夏 沈从文是否重游青岛,则实难定论。因此《青岛诗存》诸作的最初写作时间究竟是 1961年还是1962年,也有待考证。但无论如何,这组《青岛诗存》与上引的《复张 充和》的写作时间最为接近,只是作者信中语言隐约其辞,编者复加以删削,因此 有必要对此信稍加分析。此信编者原注4 云:“此处删节信中抄录的一组旧体诗, 均为《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中作品,已编入全集第15卷。”可是,《匡庐 诗草》和《井冈山诗草》都是一般性诗作,并没有长篇序跋。事实上沈从文这一时 期所做的有序跋的诗,乃是《青岛诗草》中的《白玉兰花引》及《(白玉兰花引) 跋》及《残诗》等诗文,它们才是沈从文《复张充和》所指的有序跋的诗,信中所 谓“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玉兰花也极好……”绝不是 随便叙说春景的,而是暗示风怀的。 《青岛诗存》中的《残诗》,核心意象是三十年前良夜晚会上那个“红白如花 脸,绰约小腰身”的青春女子令人歆羡的轻歌曼舞中不停旋转的姿态。这个轻歌曼 舞的女子最有可能是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四妹张充和。 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沈从文对她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白玉兰花引》和《(白玉 兰花引)跋》则一诗一文,互文共述了沈从文三十年前在青岛白玉兰花下与一位美 丽女子的“偶然”遇合。诗中有句云: 虹影星光或可证,生命青春流转永不停。 曹植仿佛若有遇, 千栽因之赋洛神, 梦里红楼情倍深, 林薛犹近血缘亲。 此处的“星光”“虹影”恰可与《看虹录》和《摘星录》联系起来,作者似乎 为后人暗示出一条隐微晦茫的小径。特别是“梦里红楼情倍深,林薛犹近血缘亲” 一句,更具有强烈的暗示意义,暗示出诗人当年在两位“犹近血缘亲”的女性之间 难于抉择的苦恼,所谓比“林薛”更近血缘亲的,不就是姐妹吗?而从性格上说, 三小姐张兆和平实性近于薛,四小姐张充和飘忽情近于林。由于语言的有意含糊隐 约,真幻兼有,加以诗文中的具体情事现今难以确考,但作者在遮掩之余又似乎想 有所表露甚至给读者提示,如《白玉兰花引》的“跋二”云:星光虹影,虽相去遥 远,海市蜃楼,世难重遇。公园路上之玉兰,玉立亭亭,又堪合抱。此人间细小变 故,哀乐,乘除,岁月淘洗,不仅并未失去固有香色,反而使生命时感润泽。正若 爝火微光,始终并未消失。人之有情,亦复可悯!适发现此旧稿于乱稿之中,因略 有增删,作为永玉大画卷题词。文字迷蒙,势难索解,略作题解,转近蛇足。亦无 可奈何也。或人将说此时此世,风怀诗有市场?其实屈宋二曹,由古至今又何尝有 “市场”? 这里的“风怀诗”就是一个提示。按,清初著名学者兼诗人的朱彝尊(一号竹 垞),曾将他的一段隐秘的感情写成《风怀诗二百韵》,并坦然收进他的《曝书亭 集》,有位友人看了,劝他删去为宜。可是朱彝尊却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 风怀二百韵!”为什么有人要劝朱彝尊删掉《风怀诗二百韵》呢?因为该诗写的不 是文入学者一般的风流韵事,而是当时社会公认为特别不宜公开的私情。据冒广生 《小三吾词话》卷三:“世传竹坨风怀二百韵,为其妻妹作。其实《静志居琴趣》 一卷,皆风怀注脚也。”自朱彝尊以后,“风怀诗”成了这一类特殊爱情诗的专有 名词。沈从文自认他的《白玉兰花引》是“风怀诗”,其实也就是对读者的一个提 示或者说暗示。 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也不能看得过于死板。而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婚外恋 又不止一桩,它们都是其生命中难忘的存在,都有可能在其创作中变形地出现、交 织地呈现。例如,约在1969-1975年前后,年近古稀的沈从文就写了《题旧书元稹 (赠双文)诗》一文,用小说化的笔法再次叙述了一个爱情的“奇迷”,说是1939 年元旦作者曾受一女子的“先一爱人”即情人之托,为其书写元稹《赠双文》一诗, 作者与此女子也足够熟悉;后来这个女子与别人成婚并生有二女且于数年前故去, 而她的两个女儿在高中行将毕业的时候——即作者书写《赠双文》诗约三十年后— —将来北京,“肯定将来特别看看我,叙叙旧事,也问问旧事。或许还留得一点什 么给我,将由二女儿亲手交我又或从我留的什么,给一点给二女儿,作为纪念品。 还听老亲戚说,曾告过二孤女,有些事情,在世界上或许只有从我处可以明白得更 清楚,更多,也更对女孩子有用。”文中并特别记述那个老亲戚对两个即将来访的 女孩子说了这样的话——……因为不仅是母亲的历史最重要一部分,同时还是女孩 子本身的历史一部分。和她们自己如何就活到这世界上密切相关。还说:“最好是 能从某伯伯处,得到一篇小说,卅年前发表过,可不曾在集子里找得到。去北京也 未必还有希望能得到。但这是唯一的希望。估计到将是唯一的,还相信必然留得在 手边。” 回到家里,我试从没收已近十年新近始退还的,特别经过整理,另纸 列有目录一大包已发表未曾集印的稿件中,发现了几页用绿色土纸某年某文学刊物 上,果然发现了个题名《摘星录》的故事。 这个《摘星录》大概即是香港本《摘星录》。《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说 故事的“女主人”原型已死,应该是用小说化的笔法来遮掩,有可能就隐指的是张 充和,因为擅长昆曲的张充和最拿手的曲目之一就是《南西厢记·佳期》一段,所 出演的角色正是崔相国之女莺莺,亦即是元稹笔下的“双文”——1933年在张允和 的婚礼上,四妹张充和就表演过这一精彩段落。但也不能排除是另一个女性。事情 究竟如何,还有待相关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证。 考证这些,当然无意揭人隐私,而是因为沈从文把男女爱欲视为创作的基本动 力,所以将自己的爱欲经历与想象写进了小说,也因此要理解他的这些小说,就不 能不与他的一些恋情相参证。沈从文在《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末尾曾经感慨 “年青一代”对此“无从理解99——即从这个永远成为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同时 又受社会旧意识制约的限制,永远不许可更真实地反映的两性关系而言,我们所处 的时代,即大大不同于新社会。在种种制约中的不同意义的开明解放,即容许或包 含了引人生命向上升举的抒情气氛,浸透到生命中,以至于行动中,把财物权势放 在一个不足道的位置上。我生命动力的大部分,可说[ 是在] 这种热忱、敏感、智 慧、知识在社会中的位置,大大超过了权势、财富的风气中形成、生长,得到应有 的发展的。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动力。同时也是革命动力的基础。这种超越现实的抒 情,恰恰是取得目下社会现实的源泉。年青一代是无从理解的。 《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据说写于1975年,从那以来,又是三十多年了, 现在应该是可以理解沈从文被压抑的热情的时候了。本文之所以斗胆考证,正是为 了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沈从文的人与文。当然,倘若因为我的考证之粗疏而不幸 唐突了贤者,还请谅解和指正。 如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一文即提到沈从文在桂林《新文学》 上发表《看虹录》和《摘星录》后,即被人责难为“描写有色情倾向”,许杰也在 桂林《力报·新垦地》副刊的“现代小说过眼录”栏目中发表《上官碧的(看虹录) 》和《沈从文的(摘星录)》两文,称之为“色情文学”,此处据吴世勇《沈从文 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 月第253 页。此外,桂林本《看虹录》和《摘星 录》发表时,身在桂林文学界且深悉内情的孙陵,后来在《浮世小品》(台湾正中 书局1961年版)一书中也有《沈从文(看虹摘星> 》一文,对沈从文此类作品颇有 微词。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中所谓“桃红色文艺”,“文字的春宫画”,看来 也与沈从文的这些昆明时期的作品,特别是香港本《摘星录》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