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有时会想,一个外国人,受耶稣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面对一片 遥远而陌生的大陆,他的心境会是怎样? 一个人,一旦进入历史,有关他个人的一切就不再重要了。秉承着对历史人物 的一贯态度,我们很难从史籍中寻找到与他们的内心有关的记录。他们来龙去脉、 喜怒哀乐,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消失了。每个人都将经历空洞化的过程。历史将 掏空原本附着在他们肉身上的一切,除了一个名字,他们将一无所有,连一个表情 也留不下来。既然他已经占用了历史的一个席位,那么,他们也必将接受历史的盘 剥,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交易。对于这样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心领神会。 一切都由历史说了算,他们不需要再补充什么。 但我仍然无法掩饰我对利玛窦的兴趣。初来北京时,我曾在北京教育学院的校 园里,与他的墓地不期而遇。那是一座中国式石碑,碑顶有双螭旋转盘绕,依依不 舍,碑额为十字架图案。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几个汉字,是京兆尹王应 鳞的手笔。两侧分别用中文和拉丁文书写着利玛窦的生平。没有人来凭吊他,他的 墓地显得空疏、寥落,犹如他寂寥的生命年华,黯然消泯于暮秋昏晚的风里。然而,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对他的兴趣与日俱增。伴随着这种兴趣,各种猜测油然而生。 他来中国的时候,几乎像我当时一样年轻,并且,拥有一张近乎完美的面庞——这 一点是重要的,尤其在意大利,那地中海边的美丽国土,盛产阳光、美酒和歌声, 歌声里,少女茁壮成长,等待收割——从一个人的脸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 成长。那张脸,被一张线条粗疏的画像保存下来。但那张纸并不重要,我们可以从 当今意甲球星们的脸上,找到应属于利玛窦的青春。他身体内部的所有潜能,都将 归结在他的脸上,通过这张脸得到完美的表达。这张脸,以及它所代表的年轻雄健 的身体,无疑有着可观的使用价值,但利玛窦却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选择——他用 一袭幽黑的教袍,遮蔽了自己日益蓬勃的身体。 那时的意大利,宗教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八十三岁高龄的教皇保罗四世,已 经在一声漫长的叹息中溘然离去。宗教裁判所被洗劫一空。庄严的教义被喷涌的火 苗所否定。火焰的高度迅速超越了哥特式尖顶的高度。从前正面形象全部成为打倒 的对象。世界正在急速变化,而利玛窦,却从欲望浮动的世俗街景中转身,走向背 负恶名的修道院——那空阔、冰冷、顽固的旧日殿堂。不知他是否预见了那个世界 里的人欲横流,预见到身体在摆脱禁锢之后又迅速陷入迷途,预见到后工业时代的 芸芸众生成群结队地重返教堂。与那些跃跃欲试的身体相比,他更热衷于沉默无语 的教会和修道院,在他看来,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 都是超越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必经之途,只有踏上这条必经之途,信仰、启示以及上 帝的拯救才能纷至沓来。灵魂活跃的必要前提,是身体的必要尘封。他的冷峻,暗 含着某种轻度的疯狂。 当他以陌生的目光打量中国,中国也在用同样的目光打量着他。一个地地道道 的外来者,即使他侥幸进入这个封闭的古国,也必将消失于汪洋的人海。这个国家 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固体,像陆地一样坚硬,彼此制约,任何改变它性质的企图都 将是遭到否定,哪怕仅仅是微观的改变。但利玛窦显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远赴中 国,不是来度假的。他要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为此,他将承受更多的艰苦、孤 独、贫穷,甚至凶险。我从不怀疑,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他首先是人,那么, 他就理应像你我一样,有软弱、怀疑、动摇甚至绝望的时刻。抵达新大陆的兴奋最 多维持一个星期,此后,他将被无边的孤独所湮没,最初的兴奋,将消失得无影无 踪。茫茫的人海无助于消解他的孤独,相反只能使他加深内心的荒凉。尽管他们得 到地方官员的宽容,但他们却在人们的怀疑和误解中被一再驱逐。他开始写信,寂 寞使他的倾诉欲望变得极为强大——后来几乎所有耶稣会士,都养成了写信的癖好, 是异国生活中的被逼无奈。他们的文字,像寂寞一样没完没了。这不仅为我们留下 了浩繁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即使在十七世纪,这些书简就已经在欧洲正式 出版。通过远渡重洋的水手,把信带回祖国。为了保险,他有时甚至将内容相同的 信,经几个不同的渠道寄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 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 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如果他们偶尔 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毋庸置疑地和森林 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一样,他们 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 这些书信可以被认为是对利玛窦寂寞时光的最好证明,如果不是因为难耐的寂 寞,这位同时兼任了医生和建筑工人的耶稣会士不可能留下这么多的文字,使我们 能够穿越时光的阻隔,觉察到他的哀乐。 年轻的意大利人在油灯下写信,讲述他的无奈与寂寥。他需要与人交谈,即使 他看不见对谈者的脸,写信,就是这样一种交谈方式。尽管茫茫的海洋延缓了谈话 的周期,他的话,要过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才有反馈,但对方是存在的,他 不是对着一片虚空在说话,这多少令他感到踏实。他的倾谈对象,是耶稣会的教士 们,一些与他同样寂寞、贫穷而坚韧的人。在他看来,即使在意大利,也只有他们, 能够听懂自己的语言。 在我看来,利玛窦更像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作为旧时代的遗民,他无法获 得进入新时代的护照。当他义无反顾地决定为上帝献身的时候,上帝的光环已经黯 然失色,他的“组织”,也不再拥有当年的权力。他不能得到荣誉,相反只能忍受 苦寂。他离开意大利,离开宗教的圣地,前往遥远的东方。他认为上帝的希望正暗 含在那条危机四伏的道路上。他把一切都交给了那条神秘莫测的道路,如同他当初 果断地把自己交给上帝。他从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现在,他试图把他所知道的关 于道路的一切,告诉故乡的人们。有意无意之间,这些信件透露了关于中国的消息。 这些是一个亲历者从东方发出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报道。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从 前曾经出没于各式各样的“海外传闻”中,而利玛窦这些耶稣会士,则带来了关于 中国的“现场报道”: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特 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 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 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 如果没有这些信件,除了少数教士,故乡的人们可能已经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 而在中国,当时知道他的人也寥若晨星——尽管一个洋人在大明王朝长期居留是件 不同寻常的事,但是,对于这个天国上朝来说,他的存在略近于不存在,即使他已 经开始传教,但他的影响力仍然微不足道。这是一些私人信件,它们表明了一个耶 稣会士在东方的存在。但人们感兴趣的,并非利玛窦本人,而是他所讲述的那个国 家。传教士们的来信,已经涉及了中华帝国的版图、物产、科技、制度、习俗、历 史、宗教的方方面面,那些零散的纸片也因此汇聚成一部关于中华帝国的百科全书。 在西方视野中,有关中国的信息逐渐凝聚成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形象、一种真切的观 念力量、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个尺度、一种视角、一个无法超越的“他者”。 到一五五○年,欧洲了解中国的渠道还少得可怜,只有马可·波罗、曼德维尔 等提供的少数版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内部传达,呈现出真实与想象相结合的 东方世界。耶稣会士的书简,则动员了诸多更加权威的舌头,使欧洲的中国形象在 亲历者的众说纷纭中变得日益清晰。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几乎在欧洲所有中等以 上城市,都可以见到结集出版的耶稣会士的东方书简。中国书简已经开始以“新闻 简报”的形式,在欧洲所有县团级以上的地区广为传播,在它们的吸引下,无数耳 朵蠢蠢欲动。人文主义者们——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些信息 的声援下,完成了关于中国的科学性的总结著作。一五八三年,几乎与利玛窦抵达 肇庆,着手修建第一座教堂的同时,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门多萨开始编写他历史性 的庞大著作《大中华帝国志》,学者公认,这部著作“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 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 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 纪问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有人说,传教士在中国 的活动,包括大地测绘、田野调查等,目的是为后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提供情报准 备,也就是说,传教士的进入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他们是带着谍报使命 进入中国的。我对当时的西方人是否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深表怀疑。学者认为,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近代早期,他们正忙于从教会的压迫下进行自我 解救,而征服东方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于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西方人来 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法国思想家蒙田一五八一年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一本中国书;印的是奇 怪的字,书页材料比我们的纸要轻得多,更透明,而且,因为纸不能经受墨汁,只 有用一面印字,书页是双的,外沿边叠起,连在一起;他们认为那是用某种树皮制 成的”。蒙田用一连串复杂的法语描述的,正是在中国司空见惯的线装书。此后, 蒙田在一篇名为《谈马车》的随笔中谈到中国时,语气中依然充满惊奇与惶惑:即 使我们知道的历史记载都是真的,其数量与未被知晓的事相比,真是微乎其微。而 有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面貌,我们——包括求知欲最旺的人——的认识 又是多么贫乏和简单!且不说那些经造化之手变成千古传颂或儆戒的个人事件,就 连那些伟大文明和伟大民族的情况。我们未能知道的也比我们知道的多百倍!我们 对自己发明的大炮和印刷叹为奇迹,殊不知,其他民族,远在世界另一边的中国一 千年前便已使用。倘若我们看到的与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一样多,那么,可以相信, 我们会发现层出不穷、变化万千的事物。 一五八八年,明万历十六年,英国的海盗舰队历史性地打败了由一百三十二艘 巨舰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双方制海权此长彼消。这一年,第一位进入中国 的耶稣会士罗明坚返回欧洲,对中国的回忆与怀念伴随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故乡的 田园中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时光。与此同时,隐居在法国波尔多郊外城堡中的大思 想家蒙田,默默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随笔集》。 那些搅乱了整个欧洲的思想秩序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如今已经在图书馆里 沉睡多年,人们对它们的存在早已漠不关心。耶稣会士如同历史中的邮递员,在完 成一次次递送任务之后销声匿迹。与强大的白纸黑字相比,邮递员的渺小不言自明, 没有人注意他们的长相、表情和身世。他们是作为文字的衍生物存在的,是信件的 辅助器官,协助那些体质单薄的纸页,完成信息的传递。所有的耶稣会士,都如历 史中牺牲者一样,悲壮而又无奈地消失了。但思想并没有因他们身体的退席而停止 旅行,在他们身后,他们书信中的文字仍在坚持不懈地奔跑,寻找着自己的盟友和 敌人,在版本不同的快意恩仇中生存和死亡。它们强大的遗传基因使得无数思想的 胎儿茁壮成长,演变成语词、书籍和精神的华丽家族,把整个欧洲托在了它们的掌 心。 欧洲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中首先看到了中国。中国,于是以一个强大的 “他者”形象,令整个西方世界自惭形秽。耶稣会士们似乎没有想到,他们的“东 方来信”,将他们所信奉的《圣经》置于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对中国历 史的描述,使欧洲人逐渐相信,在上帝创世之前,世界就已经存在。无论是盘古开 天,还是大禹治水,都远远早于上帝创世和诺亚方舟。一七二一年,孟德斯鸠在著 名的《波斯人信札》中,直言不讳地质疑《圣经》的历史观,表示“很难理解上帝 为何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无所事事,而要经过那么久的等待,直到距今相当短的一个 时期以前才创造了万物”。伏尔泰甚至觉得,以色列写下的那部天主教自愿视为其 信仰基础的书是有罪的、无耻的。《圣经》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人部落为自己撰写 的,所涉及的只是他们所了解的中东的一个小角落,结果却被认为包含了全世界的 历史起源。 一个简单的事实不可回避地呈现出来:中国人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创造了伟大 的世俗文明,这表明上帝的存在无足轻重。对于一向自命不凡的西方人而言,这一 常识对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作为对于这种刺激的反应,他们对教会的仇恨更加 势不可当。于是,耶稣会士制造的舆论,刚好被启蒙主义者加工成刺向教会胸膛的 利刃。在“中国形象”的声援下,他们开始了打倒教会的事业。于是,“东方书简” 产生了预想不到的结果:它们正在取消教会和传教士们存在的理由,他们的艰辛、 忍耐和牺牲,非但没有扩大教会的影响,感化自己的同胞,反而全部成为自己日后 的罪证,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杀行为。利玛窦这批上帝的信徒,恰到好处地击中了 上帝的要害,在失去了上帝的庇护之后,他也注定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