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利玛窦看来,他的许多信件都石沉大海了。他像一个断线的风筝一样孤苦无 援,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飘荡。除了偶尔从耶稣会得到一些指令,他与他的国家几 乎断绝了所有联系,如果没有中国人以异样的目光提醒他,连他自己,都几乎忘记 了自己是一个白人。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他一再遭到驱逐,如同一个多余的渣滓,不断被手疾眼 快的人们拣选出来。他在肇庆一败涂地,最终落荒而逃,尔后在广东游荡——韶州、 南雄,又辗转南昌、南京,他已记不起来,在南京,他遭到第几次驱逐。在逃离南 京的途中,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陌生的行人在质问他:“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 的国家中游荡,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 利玛窦自从进入中国,从来没有透露过他的计划,所以,他回答道:“你必定 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密。” 那入回答他:“我不是魔鬼,我是上帝。” 利玛窦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梦见自己跪倒在上帝的脚下,含着眼泪说 :“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困难的事业中助我一臂之力?”说 完,他趴在地上,泣不成声。 主回答他:“我将要在两座皇城向你启祥。” 上帝的回答,与上帝曾在罗马答应帮助圣依纳爵的话,字数完全一样。利玛窦 梦见自己进了皇城,自由而安全,被那座圣洁而荒淫的东方都城所接纳。他醒来的 时候,眼泪早已在梦中就汇合成一脉细致的水流,决堤而出,正顺着他瘦削的面颊, 蜿蜒而下。 利玛窦在自己的书简里记录了这个梦。他把这个梦讲述给自己的同伴,使这个 梦在暗夜的深黑里具有了某种光源的性质。他必须坚持自己的信仰,除了做到这一 点,在这片繁忙的国土上,他无事可做。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梦的预言性质。此后 几年,当他从北京无功而返时,他在大明王朝的另一首都南京获得了成功,他进入 的南京,与他所梦见的一模一样。继而,他得进入北京的宫殿,并在那里建立了自 己的传教团。但那些都是后来的事了。此时,他必须想好怎样应付眼前的困局。 多少个世纪以来,上帝表现了不止用一种方法把人们吸引到他身边。垂钓人类 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们的灵魂落入他的网中。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 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口味的,他们缓慢地 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除非它凭借知识的作料增添味道。 万历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就在肇庆的那次危机化解之后,知府王泮来 拜访利玛窦,他被墙上一幅带有椭圆框的世界地图迷住了。这是这位知府第一次看 见“世界”的形象。这个“世界”。自然与他心目中的“世界”大相径庭。在他的 心目中,中国就是“天下”,其他国家只不过是几片不毛之地,或者几个无关紧要 的小岛,眼下的“世界”,则要丰富和广阔得多,而中国,也并不碰巧处于世界的 “中心”位置上。这表明他对于“世界”的认识必须重新开始。也许,把王泮当做 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更加妥当——他要求利玛窦再为他绘制一幅,加上中国 注释。历史的惊人巧合出现了——就在这一年,葡萄牙人巴布达(Luis Jorg ‘E De Barbuda)为欧洲绘制了一幅中国地图,欧洲的第一幅中国地图正式出版。与中 国地图在欧洲的声名显赫相比,世界地图在中国的履历则平凡得多,以至于鸦片战 争爆发时,中国皇帝还搞不清楚,那个英吉利王国到底在什么地方。 利玛窦神甫是以一种对中国人来说十分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中国学术界 的,以充分的和逻辑的推理,证明了它的新颖与条理性。在利玛窦看来,在经历了 无数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才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从前,他们坚信一个 古老的信条,即“天圆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 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而人们可以住在地 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 以想象。一直到利玛窦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月食是由于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中 间而发生的。他们对月食的荒谬解释对于他们的心灵,比对于月亮本身,更增加了 黑暗。中国的一些哲人说,月亮同太阳面对面时,由于月亮极端恐惧而失去了它的 光辉。还有人说太阳里面有一个空洞,月亮走到那个空洞前面就得不到光。当他们 知道太阳比整个地球大时,感到无比惊奇;但有些人却倾向于相信,因为在他们古 代的数学书籍中记述说,他们曾用某种仪器测量过太阳,发现太阳有一千多英里宽。 他们听说有些星球,人眼看来是那么小,却比整个地球还要大,感到这是个悖论。 他们从来不知道,事实上也从未听说过,天空是由坚固实体构成的,星体是固定的, 并不是在无目的地游荡,有十层天轨,一层包着一层,由相反的力量推行运行。他 们原始的天文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椭圆轨道和周转圆。他们不知道相对于地平线,极 地的高度随着地球上地带的不同‘而高低变化不同,而且除了赤道以外,昼夜长短 也变化不同。 直到利玛窦神甫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理说明, 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纸地图上;他们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度 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都不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 个地带。利玛窦曾看见在中国人的天文仪器上标明了许多天体轨道,但他从未看到 他们把这些转绘到地球表面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一个星盘加上图版就能适用于各 种不同的地区,他们也看不出地球是一个圆球,或者是一个悬在空中的球体。他们 没有关于两极的知识,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移动的,从这里面他们就可能知道许 多有关行星运动的知识。他们不懂得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墙上怎样能使用日晷,他 们也不肯相信这些和无数的其他事情都是可能的。 最使他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看到利玛窦记为二十四度的黄道带合适地刻画在一 个日晷上,以至表影与中国字说明的白昼指示线没有丝毫不合。他们感到惊奇的是, 只用象限仪就能够测出一个塔的高度,一条沟或者一个山谷深度,或者一条路的长 度;算数能够采用笔算,而无须借助算盘,这对他们来说也是稀奇的。 在利玛窦看来,所有这些似乎不可置信的事情都向他们当中最顽固的人作了试 验和证明。当一种事实被清楚地证实之后,其余的也就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了—— 其中也包括上帝的存在。 从现在的眼光看,利玛窦如同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在执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使 命一传布宗教和传播现代科学。十六世纪以后来华的传教士,如毕方济、卜弥格、 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刘松龄、徐日升、沙如玉、杨自新、郎世宁等,大都兼 具科学家、机械师和设计师的身份。一六八五年初,法王路易十四甚至向中国任命 了六名“国王数学家”派往中国,他们是:洪若翰、刘应、白晋、李明、张诚、夏 塔尔,并亲自签准从国库中拨款九千二百镑给他们作为年俸。清代康雍乾三朝,中 国政府的天文部门钦天监的领导岗位几乎全部被传教士垄断。对于这些耶稣会士而 言,在中国似乎找不出比钦天监更适合他们的岗位了。这里有助于他们利用自身的 天文学造诣对朝廷施加影响,又能接近皇帝,从而保证教务的顺利进行。一种有趣 的历史现象于是应运而生——就在欧洲教会迫害伽利略的那些年代,伽利略的望远 镜正在中国为汤若望——伽利略的罗马学院同学——赢得传教的机会。这使我们打 量教会的目光变得更为复杂。在我们的印象里,科学与理性,是启蒙主义者的专利, 是他们刺向蒙昧时代的利刃,而作为愚昧与迷信的化身,教会业已成为伤痕累累的 标靶,已有的史书众口一词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令我们意外的是,科学与理性,竟 同时成为这群上帝信仰者的护身符。火刑柱已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科学披上了 僧袍,天文学的巨大发展也并没有驱逐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即使今天,在航天飞机 和宇宙飞船的进逼面前,上帝也丝毫没有退却之意,相反,它聚集了更庞大的信徒 群体——据统计,当今世界拥有数以十亿计的基督徒,无数人把《圣经》这部形成 于两千年前的古老典籍当做自己现时的人生指南。从某种意义上,科技绝佳地满足 了人们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和热爱堕落的天性,然而,如果我们把科学视为至高无 上,必须依靠一个假设:人类以及人类生活仅仅是一个物质世界,而灵魂则是一件 不存在的事物,倘非如此,上帝的教诲便不会过期作废。科学可以用漂亮的勾拳, 把宗教暂时击成脑震荡,但它不能消灭宗教。它们本质上并非敌人,只是分工有异, 各司其职而已。物质的欲望越是强悍,人们就越是期望获得一种超越这种欲望的力 量,通过牺牲短暂的肉欲来追求灵的圣洁与永生。 为什么近代科学派生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而不是在怀疑上帝的中国?这表明, 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诡异的勾连。即使爱因斯坦,也 毫不掩饰对上帝的敬意。这表明了西方文化通过异质文化验证和调适自己的卓越能 力。这种能力不仅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基督教文明与科学文明之间。 尽管人文主义者发现了上帝的限度,但他们并没有剥夺上帝的生存权利。西方文明 与东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能够从悲剧中获得滋养的文明。血腥虐杀 既违背上帝的意志也有悖科学的精神。它们能够从血泊中得到警示,通过对方来对 自身进行重新阐释和印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论遭到拒绝,至少在这一点 上,科学与宗教达成了一致。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客观的,而宗教是主观的,但美 国著名宗教学家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既不像人们假想的那样客观,宗教也不像 人们假想的那样主观。两个领域侧重点固然有不同,但这些区别不是绝对的。”耐 人寻味的是。在最早的科学促进机构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中,有 十分之七的人是清教徒,其中许多人是神职人员。二者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建设 性的关系,甚至,它们之间存在着互证的可能。如果我们想避免无穷追溯世界源头 的话,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第一因。把天文学和高能物理学的证据汇集在一起,人 们就能重构出一种可信的宇宙历史,来阐明从大爆炸之后三分钟时间开始的那些事 件。同样,哥白尼应该为此感到安慰,即:他的天文学说在十七世纪已被基督教普 遍接受,对《圣经》中似乎和科学证据相冲突的章句作隐喻性的解释,在大多数天 主教的教派里都得到认可。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提 出:“天文学的证明证明了《圣经》关于世界起源的观点。”他不无幽默地说: “迄今为止,科学似乎永远无法揭开蒙在创世奥秘上的帷幕。因为科学家以对理性 力量的信仰为生,所以这个故事的终结就像一个噩梦。他翻过了重重无知的山峦, 将要征服最高的顶峰。当他自己攀上最后一块岩石时,迎接他的却是一群神学家, 他们在那里已经坐等了几个世纪。” 中国的皇帝和官僚部分笑纳了利玛窦的好意,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对此不屑 一顾。尽管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地球仪令他们惊奇不已,但它们并没有从时间和 空间两个维度上,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西方巨变的波幅,在漫长的传导中被削 弱为零,中国人对此,既毫无反应也漠不关心——中国人的悲剧是残酷的。他们丝 毫没有与世界核准时间的意图,也不准备根据经纬线调整自己的坐标。那些纵横交 织的经纬线,并没有像利玛窦期望的那样,变成使不同的大陆肌体相连的血管神经。 中国皇帝固然注重发挥人才优势,充分挖掘耶稣会士的科学潜能,但他的全部志向, 仅仅是聘请他们组织和领导全国范围内的大地测绘,编制《大明混一图》或者《皇 舆全览图》这样的国家地图,他的国土,是他视力所及的最大范围,他的高瞻远瞩 在超越这一范围之后就变得力不从心。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漠不关心,这显然源于农 耕文明培育出的狭隘意识。中国皇帝无论怎样高贵,都无法修改他的农民身份,欣 赏自己的财产,被他看做人生的最大享受。康熙皇帝任命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 巴多明等测绘、编制《皇舆全览图》,缘于他统治版图的不断扩张,不仅超出了他 目力所及,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而国家地图,刚好是对他势力范围的视觉化呈现。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图标明了皇帝对大好河山的全部所有权和使用权。 它不仅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同时,它也是作为纪念碑存在的,在它的上面,书写 着皇帝的宏大志向和丰功伟业。中国皇帝曾被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定义为“地主阶级 的总代表”,这并非言过其实,皇帝是最高级别的地主,他的全部焦虑和幸福,都 来源于他的财产。康熙五十年,《皇舆全览图》大功告成,康熙说:“《皇舆全览 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大地以一幅气势恢弘的图画来回应皇帝的 野心。这幅地图给皇帝带来的快感,也是这块国土所能提供的最高快感。 身兼技术知识分子的传教士们,只有在皇帝圈定的范围内,才能发挥他们的技 术专长,此外,他们百无一用。西方科技仪器,在宫廷政治的庞大机器中担负着零 部件的职责,沦为为皇权政治效力的“御用科学”,这无疑是科学史上奇特的一页。 对此,本文将在第六章继续阐明。总之,无论中国的学术传统、思维方式、心理定 式,还是现实政治,既不需要基督教,也对他们推荐而来的科学兴味索然。 大清官员杨光先曾经写过一篇《不得已》,对曾受顺治皇帝恩宠的耶稣会士汤 若望发出如下质问: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 么办?难道像蜾虫趴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之下?天下之水,高 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 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 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创造世界等于说天外造天,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宇宙 万物、虚空众生,无始无终。如果说耶稣是天主,那么汉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无天 的世界,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岂不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 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提出的“十万个为什么”,因为他的 所有质问都是具体和实在的,因而它们理直气壮,这篇文章无疑会好评如潮。如果 这些质问发生在欧洲,那么,杨光先极有可能赢得与伏尔泰相同的名声,但它不幸 发生在中国,它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防范意识,尽管中国的“国门” 已经小心翼翼地向外国人敞开,但中国人心理上的“门”,仍然紧紧地封闭着,以 一丝不苟的态度,维护着亚细亚思维方式的纯洁性,拒绝着任何来路不明的事物混 迹其中。文明意味着限定性。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为不同的文明系统提供了新的检验 尺度,使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可能通过其他文化来检验自身。西方人对此心领神会, 他们在中国历史的启迪之下创造自己的新历史,或者说,西方的新历史,是“借腹 怀胎”的结果,它的成长,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文化的胎教;反过来,传统的强大 却使中国人染上了文化自闭症,对体系之外的一切事物有着强烈的排异反应,而文 化误读,当然是这种反应的直接症状。杨光先通过这篇《不得已》向西方传教士严 肃地申明,中国人民不是好糊弄的,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并将与所有的异端邪说斗 争到底。 但是,在这些顽固的中国官僚和知识分子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这个人,就 是利玛窦的私人朋友——李贽。在成群结队的聋子中间,李贽是绝无仅有的倾听者, 他听懂了利玛窦述说的每一个字符。他早就对中国居“四海之内”世界中央的说法 提出过质疑,所以,当他在万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从利玛窦口中第一 次听说“天体若鸡子(即鸡蛋),天为清,地为黄,四方上下皆有世界”时,大有 找到了同志的感觉。三年后,这位中国第一思想犯,昏昏沉沉地躺在门板上,由御 林军押解,悄无声息地返回京城。未久,他在狱中从侍卫手中夺过剃刀,一把插在 自己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