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宫殿以昏沉的金黄色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那座眩晕的宫殿是他们全部里程的 真正终点,所有颠簸的道路都指向这座宫殿,他们的全部远大理想,都维系在这座 宫殿上。如同先前的梦中所预示的,他们如愿以偿。他们对宫殿的权威毫不怀疑。 这座宫殿所发出的强大声音,他们远在万里之遥就可以听见。所以,他们以无比卑 微的姿态,小心翼翼地走进这座灿烂之城。这一天是公元一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世纪的光芒没能稀释大陆上的梦魇。这一 年,苏州发生民变,杀织造太监六人;吏部尚书李戴以京畿、山东、河南、山西大 旱,民不聊生,亟言矿税之害。此前一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倡导下,吸取东方财 富的榨汁机——东印度公司刚刚成立,源源不断的东方财富使日不落帝国的欲望与 体重同步增长,三百年后,即一九○○年,脑满肠肥的西方人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 进入这座宫殿——粗鲁、无礼、傲慢,他们对从前的苦行僧角色充满不屑,而是像 所有的强盗一样,把罪恶当做资本加以炫耀。耐人寻味的是,利玛窦进京的一六○ 一年,与中国签订最大一单卖国合同的一九○一年,有着相同的年号——辛丑。 在这两次进入之间,存在一种多么奇妙的因果转换。但在当时,无论是西洋人, 还是中国皇帝,对此都不可能有先知先觉。他们对这次朝见给予了符合他们各自身 份的诠释。利玛窦希望他的传教事业得到中国皇帝的帮助,而作为时间爱好者的中 国皇帝则对他带来的钟表器械情有独钟。 万历把他对时间的占有欲转嫁到钟表上。如果没有那些西洋钟表,万历似乎永 远不会有召见耶稣会士的热情。所以,在万历眼里,那些传教士的作用,与钟表搬 运工异曲同工——他们把巨大的自鸣钟,从遥远的欧洲故乡带到中国。此外,万历 对这些西洋人毫无兴趣。他宁肯让宫廷画师为神甫们画等身像,再通过画像打量他 们,也懒得接见他们一次。所以,那些画像,不止一次地作为传教士们的替身,受 到皇帝的接见;而神甫们自己,却不可能拥有超越朝廷百官的特权——朝臣们已经 忘记了多久没有见过皇帝的面了,皇帝的面容,对于他们将日益陌生。 但是,那些巨型钟表在经历了长途劳顿之后,已经疲惫不堪,不再胜任准确报 时的使命——它们既不守时,又不报点。朝廷上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令皇 帝寝食难安。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维修这些钟表,成为当时皇宫一切工作的重中之 重。 太监们把一个小钟摆在万历的案头,他们为小钟上了发条,小钟就开始像一个 忠实的奴仆一样为皇帝效劳了。这大大缓解了皇帝的焦虑。万历对太监们进行了犒 赏,那几名摆弄钟表的太监,在宫廷中的地位也日益显赫。 时常罢工的钟表,凸显了神甫们的价值。否则,他们将不被准许留在京城。钟 表挽留了他们的脚步。出于维修钟表的需要,皇上钦准神甫们可以一年进宫四次而 无须要求批准,“从那时起,他们就可以进入皇宫,不是一年四次,而是可以经常 随意进出了,还可以自由地带领此后来京的教友同去参观”。 探险者的价值,需要终点来认证。没有终点的认可,他们所有的艰辛都不值一 提。历史从来不对半途而废者抱以同情的态度。然而,对于利玛窦而言,作为终点 的宫殿是那么的神秘莫测,制造着强烈的迷宫效应——它在对他的不屈不挠进行嘉 奖的同时,也对他的事业进行着彻底的瓦解。不知传教士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胜 利同时也是他们的失败。就像雨水降落在沙漠,他们建起了规格不等的教堂,但与 佛教的传播相比,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是值得嘲笑的,相反,倒是一批批的西 洋传教士,前赴后继地被中国的宫殿所吸纳和改造,他们来自欧洲各地,以飞蛾扑 火的热情投入宫殿,旋即变成宫殿的一部分,成为宫殿中各种名目的工作人员,成 为技术官僚,成为庞大的官僚体系中不可替代,又无足轻重的一分子,他们离上帝 的事业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中国宫殿具有一种超强的叙事功能,它以斩钉截铁的叙述手段,表达了亚细亚 政治关于尊卑的主题,通过建筑本身的层次错落,完成了对等级秩序的设定,它巧 妙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实现了对皇帝的圣化和对民众的矮化过程,即使像利玛窦 这样的局外人,一旦进入宫殿,就会被吸纳到它的话语体制中,不知不觉中摆出一 副顺从的姿态,遵从它的语法、节奏与发音。如果不考虑他的长相,他已如他给富 利加蒂的信中所说的,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是中国式空间政治的重大 胜利。它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皇帝对自身的幻觉,为一百九十二年后的“中英礼仪之 争”埋下了伏笔。 宫殿如同一个巨大的自鸣钟,只要给它上足了发条,它就会自行运转起来。它 的每一个部分,都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只有在这一固定的体系内,才能相互找到 生存的理由。或者说,每一个独立的存在,只有依附于宫殿,才有价值,它们的价 值是从宫殿获得的。为此,它们必须对宫殿的存在心存感激,尽管宫殿无情地剥夺 了它们的个体独立性。或许,这就是万历痴迷于自鸣钟的原因之一。在他眼里,自 鸣钟与他的宫殿具有相同的属性,摆弄钟表,与驾驭宫殿没有太大的区别。精巧无 比的自鸣钟,就是一座微缩的宫殿,置放在他的掌中,被他操纵和玩弄。出于“曲 线救国”的考虑,这些传教士全盘接受了宫殿的规则,他们对于这个沉腐王朝来说 堪称全新的知识体系,并没有震慑这个朝廷,宫殿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所有的 异见都吞噬掉了,进而,他们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成为帝国政治的镶嵌,他们紧密 团结在皇帝周围,为皇帝的秩序保驾护航。 尽管利玛窦一生未与中国皇帝谋面,但是,在利玛窦之后,龙华民、邓玉函、 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曾先后进入历局,参与历书的编订,其中,德国人汤若 望在清顺治元年十一月正式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此后,比利时人南怀仁也出任钦 天监监副。除编订天文历法外,传教士还参与了大地测绘、地图编修、建筑设计、 武器制造,乃至外交谈判中,有人甚至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 始在中国的宫殿里出没,他们身穿中国的朝服,使用中国的公文,对中国政治驾轻 就熟,他们的身体消隐于山呼万岁的百官中,用宫殿的语法,表达对中国皇帝的效 忠。 没有迹象表明,利玛窦曾经在北京兴建过教堂。向高度挑战的教堂,在平面铺 展的东方空间政治面前暂时失语。但是,利玛窦终于还是在北京建立了教区——万 历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年),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圣母玛丽亚兄弟会,他们 或许希望,这种平面铺展的空间政治,比上帝来自天空的垂直牵引更有效力。从进 入中国那一天开始,他就把对权力的借用,当做完成上帝使命的最重要手段。为此, 他不得不采取行贿这类官场小伎俩来推进他的事业。他以丧失纯洁性来推进上帝的 事业,这使他的工作陷入不可救药的悖论中。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所迷 恋的基督教,也离正宗越来越远,逐步演变成为另一种宗教——一种“适合中国国 情”的基督教。 为了更好地与宫殿的语法吻合,一六六二年,汤若望在天文观测报告中加入迷 信内容,以增加“可信度”。他在报告中写道:“……(四月)初十壬戌,巳时候 至午时,观见日生晕,围图赤黄色鲜明,良久渐散……谨按观象玩占,占……五谷 不成,人饥,天下有兵色。” 汤若望没有想到,这一次弄巧成拙,大祸即将临头。不久,荣亲王的生母董鄂 妃和顺治皇帝相继归天,全部责任都要由这位外国预言家来承担。杨光先上《请诛 邪教疏》,参劾汤若望“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于 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三大罪状。终于,一纸判书飘然 而至,血一样黏滞的字迹令汤若望大惊失色,他被处以这个国家最残酷的刑罚—— 凌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