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街上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河流如一条腐烂的肠子,散发着血腥的臭气。 由于死者大部分是传教士和教民,他们死有余辜,所以,没有人为他们收尸。于是, 尸体的腥臭气息就在这个明晃晃的夏天里日复一日地堆积着,发酵着,而这种恐怖 的气味又如一种致幻剂,使国人陷入无法克制的兴奋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他们 想方设法炮制新的尸体。死者阵营的不断扩大,对于义愤填膺的国人而言,实在是 莫大的心理安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年)夏天的中国北方,一场悲剧正 向它的高潮挺进。 一个新的名词震动朝野——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总统武卫右 军、工部右侍郎袁世凯在奏折中写道:“窃维德夷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 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又与英夷分界造 路,德之工匠员司嗣将纷至沓来。该省民性刚强,仇视非类,稍有龃龉,德夷即由 胶澳借口遣兵,侵权自治。日照之事甫急,高密之变又起,接踵而至,几成惯技, 不但骚动民心,尤足损我国体……”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到盛宣怀发来的电报,称 :“近来各府厅州县,积习相沿,因循玩误。平日既未能联属教士,又不能体恤民 情。遇有民教涉讼,未能悉心考察,安为办理。致使积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 民以仇教为名,倡立团会。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借端滋扰,拆毁铁路,焚烧 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等直 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 在“东方书简”的鼓动下,欧洲社会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开始了 科学、民主的发迹之路,并带着殖民主义的辉煌成果,以“船坚炮利”的方式重返 东方。也许我们会问,西方列强为什么会毫无节制地蹂躏他们曾视为理想国的东方 圣土?原因很简单:中国形象,不过是西方国家完成自我转型的一个过渡物而已, 它曾如一切想象中的图景那样绚烂圣洁、完美无缺,呈现出全部的偶像特征,照鉴 着它们自身的秽陋不堪,而当它们一旦完成转型,这个过渡物就要遭到抛弃,甚至, 它们需要通过对昔日偶像的征服来检验它们进步的成果——在它们眼中,偶像,就 是用来超越的。于是,中国,成为西方近代化道路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当 它们大功告成,注定会用它们的新式武器,将顽固不化的东方大陆打得千疮百孔, 体无完肤,以此来报复两者间在过去年代里的地位悬殊,用中国人的尸体,充当它 们胜利庆典上的祭品。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中国人的愤懑情绪积蓄已久,终于在这个干旱难耐的 夏天喷发出来。如同一份义和团告白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把旱灾的全部责任都推到 传教士身上:“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距离太监马堂抄收利玛窦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刚好三百年,看上 去似乎与利玛窦毫无关联,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利玛窦传教事业的一个悲剧性的尾 声。历史以这样的方式环环相扣,利玛窦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带来的宗教会在历 史的逼迫下向着深渊一路狂奔,在生死关头与中国的义和团狭路相逢。 历史的路,在中国总是越走越窄,耶稣会与义和团都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和转还 的余地。此时,它们在刀刃上相逢,并且,只能以血的方式进行交谈。如果彼此没 有其他交流的可能,那么,战争可以被认为是最后一种交流方式,双方通过血与火 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双方都会在战争中丧失理性的判断与倾听的耐心。义和团以 残酷的杀戮行为表达自己与西洋人的势不两立:“遇有天主教及耶稣教均不能放过, 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尸身任其暴露,犬鸟喯吃, 目不忍视。天桥坛根一带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从管鹤《拳匪闻见录》中可以找到相似的记录:“余出津后,沿河所见,浮尸 甚多。或无头,或四体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 万状,不忍瞩目。且有浅搁河边,鸦雀集喙者。气味臭恶,终日掩鼻,而竟无有出 而收瘗者。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 义和团置对手于死地的方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剉、舂、烧、磨、活埋、 炮烹、肢解、腰斩等,一应俱全,金木水火土,全部用来充当对付敌人的刑具。 “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 迟处死为尤甚。”美国学者布瑞安·伊恩斯认为:“二十世纪前很久,中国有这样 一个名声,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酷刑都离奇精妙的国家,在实践上 则极其残酷。”“(行刑者)如同技艺高超的厨师,精心地对待手中的原料,决不 肯有一星半点的浪费。他们决不一刀夺命,在砍断头颅以前,他们总是先悉心享受 囚犯的耳朵、鼻子、牙齿、手指和脚趾,充分发挥犯人每一根神经的功能,使他们 的痛感最大化。他们或把犯人的眼睛缝上,或将耳鼻剜下,或将牙齿敲碎,或把手 指和脚趾剁掉。他们使死亡成为一个过程,一个缓慢的过程,让敌人的意志在对死 亡的无限期盼中彻底垮掉。”所有的残酷,都是在一个令人愤怒的背景下,理所当 然地展开的。重要的已不是愤怒本身,而是如何发泄愤怒。于是,在力比多的煽动 下,广泛的愤怒,迅速地寻找到了一种阴鸷的、凶狠的、变态的、带毒的、急火攻 心的奇异力量,被压抑的身体,通过对身体的虐待获得解放,钢刀在与皮肉接触的 刹那发出快乐的尖叫,杀戮,不约而同地成为所有造反者的精神狂欢。对西方人的 仇视,给所有酷刑提供了用武之地。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暴力得以肆无忌惮地宣 泄。需要指出的是,被杀戮的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中国教民,甚至连教民都不是, 因为义和团判断教民的标准是极其荒诞的——他们认为:“凡是奉教者,其脑门皆 有一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见,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别清楚。”这种胡言乱语,使他 们的死亡审判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客观标准是不存在的,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无辜 平民都必须接受无法逃脱的宿命。 有关“神-魔”的心理幻觉,打消了他们对于暴力的最后顾虑。既然对方是魔 鬼,当然就无须寄予人道主义的同情。义和团的乩语中说:“劝奉教,自信天,不 信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珠都 发蓝。”有关佛郎机人的传说以各种升级版的形式卷土重来。关于妖魔鬼怪的各种 传闻在北京的街巷里闪烁不定,上帝的教义被人云亦云地修改为残酷的魔法。即使 这座皇都里的教堂为数不多,但它仍在这种阐释下变成一座鬼魅之城,令人心惊胆 战。为了印证这些传闻,许多人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若干事实。有人说,教堂 里的传教士们,把教民家里的女人们全部拘押起来,割去她们的阴户,再将她们卖 掉。有人说,他亲眼见到拳民从教堂里搜出传教士的罪证,包括人的眼球、心肝、 阳物等,堆在水缸里,满满地装了几十缸,还有人皮、胎儿,在脱离了他们的主人 之后,以怪异的表情与他们对望,令他们毛骨悚然。还有人说,二毛(指中国教民) 与大毛(指传教士)已经商量好,将在八月里剥人皮、剐人目。于是,人们在惊慌 失措中,把西医学堂里的蜡像,当做僵尸;更有人把西洋照相馆里的荔枝当做风干 的眼珠……各种各样信息在京城的巷道中穿梭、碰撞、交织、缠绕,弄得人心惶惶。 恐怖滋生恐怖,错觉孕育错觉,人们以错觉印证着从传说中得到的真理。 即使今天也很难分辨,这场针对洋人的战争,多大程度上是在想象中进行,多 大程度上是在现实中进行的。拳民们一厢情愿地把他们与洋人的斗争看做古代各种 神魔传奇的现实翻版。他们的胜利早已被昔日的传奇一再申明。然而,那些战无不 胜的神话,在今天看来又是多么的可笑。与其说他们借此表达必胜的信念,不如说 他们是自欺欺人。连一向以理学大师和中国传统文化最高代表自居的大学士徐桐都 认为:“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他们用各种法术来克敌 制胜。在攻击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时候,拳民们把赤身裸体的女人钉死在墙上, 甚至不惜将孕妇开膛。那圆熟的肚皮于是被尖利的战刀从中间划开一条笔直的线, 紧绷的皮肤在失去张力之后,立刻向两边爆开。里面刚刚成形的胎儿于是横空出世, 透过母亲漫长的伤口窥视这血色迷离的世界,却对自己神奇的功效一无所知。拳民 们对这种血腥的法术从不怀疑,他们认为,在这种无边的法力面前,洋人再凶猛的 炮火也无济于事。“都城洋使馆,今年进炮八十座,甲午、丙申所进,亦有炮位, 丁字库教堂炮尤大,拳民以术坏之。故自宣战至今,一月有余,洋人未能发一炮, 所发者气枪而已,洋人开花炮,经拳民以术破之,满城内外,飞落白屑,如盐如粉, 此人人所共见者也。” 身陷殖民地的中国人,如同启蒙时代的欧洲一样,对教会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 度。但它们却以不同的方式宣告教会的末日——欧洲人把科学当做解救自己的现代 魔法,而中国人则反其道行之,把原始思维当做战无不胜的法宝。义和团运动,使 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中国大幅度地后退了。徐桐说:“轮车、电邮、机械, 百出夷人,亦妖术耳。譬彼治疮,以毒攻毒,疾且瘳矣。”以拒绝成长来显示自身 纯洁,在文明的童年状态里,中国陷入一种不可救药的集体性愚蠢中。这就是我们 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所有溢美之词都难以自圆其说的原因。 文章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作为尾声,我还想提一下林达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 的基督教苦修派——特拉普派。它的苦修制度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开始创立,修士除 了与上帝对话,终生不再开口,以表达他们苦修的决心。一九六○年,这一戒律被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除,但他们依然坚持在静默中修行,思考哲学、伦理等人 类本源性问题。“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去 他们院内的教堂早祷,天天如此。他们依据规则,必须辛勤劳作,自给自足,除了 祷告,他们都在干活,周末没有休息,永远没有退休。年迈的修士只要还能起床, 他们就会慢慢地起来,祷告和工作。他们做面包、做果酱,在苗圃耕耘,直到生命 的最后一息。然后简单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没有棺木,只有一袭白布裹身,默 默归于尘土。”“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圣本笃规则’,其实在试图制度化地寻 求满足人在精神、心智和体力之间的平衡方式。”“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的 圣徒的生存方式。”林达在文章中对他们的虔诚深表敬意,那时,他还没有想到, 这一教派与中国的联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孤僻的教派,还是与中国发生了联系。法国大革命几乎使 这一教派遭受了灭顶之灾,他们决定在远离革命的地方寻找立足点,苟延残喘。光 绪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成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 ——“劳动解放社”,而索诺修士,则在太行山荒无人烟的深处——一个名叫杨家 坪的穷乡僻壤,建造了中国第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比志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利玛窦 低调得多,他们从不宣传他们的教义,不强迫别人加入,他们只想在远离政治旋涡 的地方,寻找一块宁静的修行之地。 这一苦修院,在一九○○年,竟然神奇地逃脱了义和团的围攻。一九三七年, 日军开始在苦修院周围出没。尽管他们抓走了几名欧洲修士,把他们投入集中营, 但苦修院还是神奇地存活下来。到一九四七年,太行山深处这座孤寂的修道院已经 聚集了近八十名修士,其中包括六名外国修士——四名来自法国,一名来自荷兰, 一名来自加拿大。但就在这一年,这个在中国默默存在了六十四年的苦修院,终于 未能逃出它的劫数,而且它的灭亡,几乎是“法国革命消灭修道院的一个东方翻版”。 那一年几里之外的一个农民亲眼目睹了对修士们执行的死刑,几天后,他看到天空 泛起一片刺目的血红,像一摊鲜血,在潮湿的天空中洇染开来。大火使气流发生了 变化,整个山坡像浸在水中一样晃动起来,燃烧的各种杂质掺杂其中,在热浪里起 起落落。农民听见一个声音在喊:“杨家坪——我们把它点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