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死生亦大矣!”一个人在告別这个世界时的遗言,历来被看做是一种经过深 思熟虑的生命嘱托,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临终交代。如果当事人是 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一位轰动世界的伟人,那么,他的遗言就更有 其特殊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 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官。寥寥七个字,杂合着 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 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 内政外交,内忧外患,长年累月超负荷的繁重公务,严重地损害了周总理的健 康;而“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重重设障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和心理 压力,更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这种长期、持续、强烈的“孤树加双斧”般 的折磨与摧残。生生地把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拖垮了、累倒了。尽管他以永生不知 疲倦的钢浇铁铸的硬汉著称,尽管他有无穷的精力和惊人的毅力,最后也不得不在 疾病与死神面前败下阵来。 已经广泛转移的恶性肿瘤,时刻侵蚀着他的内脏与肌骨,消耗着体内的营养物 质,使他的身体虚弱至极。原本1.73米的伟岸身躯。最后形销骨立。只剩下了30.5 公斤的体重。住院20个月,经过大小手术13次,输血89次,浑身上下插满了氧气管、 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以致连翻身都受到了限制。躺在病床上, 他的胸部微弱地起伏着,颧骨高商隆起,苍白的脸庞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眼睛深 陷着,再也见不到往日那发光闪电、炯炯有神的异彩。长时间没有理发了,花白的 头发稀疏、蓬乱,胡须几乎遽蔽了嘴唇。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为周总理理发的北京饭 店朱师傅,几次托人带信要过来“做活儿”,可是。总理一再推辞,说:“看我病 成这个样子,朱师傅会伤心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多谢了。” 总理的头脑依旧非常清晰,思维十分敏捷。面对已经叩响生命丧钟的死神,他 态度安详,坦荡自若,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知道生命属于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便 抓紧这最后的有限时光,安排好各项重要工作。大到取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选定 邓小平为助手,统筹四个现代化,遍及经济、科教、外交、军事的“全面整顿”, 小到文件的归还、死后骨灰的处理,一一作出最后的交代。 1975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 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铓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熬煎。入秋 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 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 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 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遭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 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面临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 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 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总理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 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眼含着热泪回答 :“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 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膏长。可是,待罗膏长匆匆赶到三零五医院一楼西侧的病 房,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 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干瘪的嘴 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 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 倣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 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十五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 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十多年,听过总理多次部署对台工作。他知道, “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总理多次同他谈过, 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一位伟大人物,“西安事变”挽救了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 “为中华民族促成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那么,另一位“姓张的朋友”呢?罗青 长也晓得,指的是张镇先生。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1945年10月,国共谈判 正在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两天前,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要员、谈 判代表张治中,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 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立 刻警觉起来,深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 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宪兵司令的 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保证了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安全。张镇后来去了 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嘱咐罗膏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 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