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年。 那一年的4 月9 日,应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邀,驻兵西安、担任“剿共”副总司 令的张学良将军秘密赶赴延安,与周恩来会晤;一个月之后,他们又密谈一次,都 是商讨红军与冻北军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与办法。两人首次见面,各自给对 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 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 又致信张学良:“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 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 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 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 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二十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 过了七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在金家巷 张学良公馆里,两入朝夕相处了八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此后,他们就再也 没有见过面。古人论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话,他们两番密晤,总共也只有八天零 两个夜晚,却建立了历数十年不变的深厚情谊。 世人结交,多种多样。有总角相识,友谊深结,始终坚守不渝的故旧之交;有 相逢于危难之中,共济时艰,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许的患难之交或生死之交; 有志同遭合、情趣相投、声应气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风慕义,精神上相互信赖、相 互砥砺,事业上相互支持的道义之交;当然也有趋炎附势、私利交接、彼此互为利 用,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的势利之交或市井之交。 周恩来与张学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难之交与道义之交的共同特色。他们年岁相 若,而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 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一为沉稳内敛,务实缜密,立身严谨、整肃;一为任情适性, 无所顾忌,随意性很大,有时感情用事。但是,由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顾 全大局,富有政治远见等共同基点,使这两位时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见如故, 在国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之上,泯除了出身、个性 方面的差异,结为至交、挚友,深情厚谊终始如一。 时隔半个多世纪,被周恩来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在接 见祖国大陆《百年恩来》专题艺术片的摄制组时,称赞“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 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张学良还曾对美籍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这个人。我们俩一见 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时,又说,“我和周恩 来能够相互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 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地抓住要害,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 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披肝沥胆,一见如故。” 张学良每次谈到周恩来,几乎都要说:“他讲话一针见血”,“能准确地抓住 要害”,“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属于圣人所说 的直友、谅友、诤友一类的“益友”。刚一见面,周恩来就毫不客气地说:“张将 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您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 只是可惜,您把路走错了!”“您要走抗日救国之路,就一定要走依靠人民群众的 路线。”这番洞穿实质、直戳要害的谏言,对于彷徨无计、四面受蹙的张学良来说, 不啻醍瑚灌顶,当头棒喝,而当得知张学良要亲自送蒋回宁时,周恩来立即赶往机 场,想要劝阻这一莽撞行动;无奈,待他气喘吁吁地赶到,飞机已经腾空而去。云 天遥望,周恩来怅憾良久,慨然地说:“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太深 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哩!看来,感情用事,总是 要吃亏的。”后来,周恳来每当谈及此事,总是连声自责,痛悔自己“没有保护好 汉卿先生”。 在尔后的四十载春秋中,周恩来无论是在谈判桌前,置身龙潭虎穴,折冲樽俎 之间;还是戎马倥偬、辗转征途之际;抑或是执掌铨衡,日理万机,迄无暇豫;直 至身患绝症,备受疾病熬煎,日夜与死神搏斗——不管处于何种境遇之中,总是时 刻记怀着这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始终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张 学良,关注着他的安全与健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每当谈到张学良将军时,他 都是一改平素端庄整肃的常态,情绪非常激动,多次泪沈满面。 1946年1 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在刚才这几分 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 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4 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他说: “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张学良重要幕僚之一王卓然接上话头说:“周先生十年谈判,虽然太辛苦了。但将 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患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 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这番深情的话语,令在座的人欷欺不已,尤其是主持会 议的周愚来,严肃的面孔上立刻闪现出悲凄的泪花。 12月12日,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指出:现 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禁了十年。这段公案, 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 杨无事的人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 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 张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1958年12月,已经 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请托宋子文当年的随员郭增 凯代为传话,推动这位“西安事变”中的“担保人”,为释放张学良出力。郭见到 宋就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您曾做过三条保 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将军的安全。 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落实得怎样了?这次传话,虽然按照 周总理指示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宋子文心知肚明,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 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 能为力,请予谅解。” 1961年,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事 变的重大意义,并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 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感情不能自抑,激动异常,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然泣不 成声。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 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 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 至此,一腔悲愤之情与怀念之殷,再也无法控制,于是,周总理决定给失去联 系多年的张学良亲笔写一封信。只是,海峡两岸虽近隔咫尺,但是要给张学良寄信 却比登天还难。找谁才能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把信安全地送到张学良手中 呢?最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了在香港定居的朱湄筠女士。她在台湾有许多亲友, 本人又对祖国大陆感情深厚,特别是父亲朱启铃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恩来和政府的 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士当即答应,要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她于1962年4 月到了台湾,一直等到10月10日才找到了机会。这天,张学良参 加一项公开活动,她通过早年相识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层的信转交到张 学良手里。老将军拆开这封既没有上下款,又无收寄地址的天外飞来的瑶函,看到 气势飞扬的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由于从前 他曾多次与周恩来书信往来,所以,一看便知出自周公之手。他为在北京的老朋友 并没有忘记他,为这饱含意蕴、一往情深的话语,为老朋友的周到细心、时刻以他 的安全为重的关怀所深深感动,顿时热血奔腾,潜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