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年。

    那一年的4 月9 日，应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邀，驻兵西安、担任“剿共”副总司
令的张学良将军秘密赶赴延安，与周恩来会晤；一个月之后，他们又密谈一次，都
是商讨红军与冻北军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与办法。两人首次见面，各自给对
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
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
又致信张学良：“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
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
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
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
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二十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

    过了七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在金家巷
张学良公馆里，两入朝夕相处了八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此后，他们就再也
没有见过面。古人论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话，他们两番密晤，总共也只有八天零
两个夜晚，却建立了历数十年不变的深厚情谊。

    世人结交，多种多样。有总角相识，友谊深结，始终坚守不渝的故旧之交；有
相逢于危难之中，共济时艰，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许的患难之交或生死之交；
有志同遭合、情趣相投、声应气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风慕义，精神上相互信赖、相
互砥砺，事业上相互支持的道义之交；当然也有趋炎附势、私利交接、彼此互为利
用，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的势利之交或市井之交。

    周恩来与张学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难之交与道义之交的共同特色。他们年岁相
若，而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
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一为沉稳内敛，务实缜密，立身严谨、整肃；一为任情适性，
无所顾忌，随意性很大，有时感情用事。但是，由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顾
全大局，富有政治远见等共同基点，使这两位时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见如故，
在国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之上，泯除了出身、个性
方面的差异，结为至交、挚友，深情厚谊终始如一。

    时隔半个多世纪，被周恩来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在接
见祖国大陆《百年恩来》专题艺术片的摄制组时，称赞“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
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张学良还曾对美籍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这个人。我们俩一见
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时，又说，“我和周恩
来能够相互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
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地抓住要害，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
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披肝沥胆，一见如故。”

    张学良每次谈到周恩来，几乎都要说：“他讲话一针见血”，“能准确地抓住
要害”，“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属于圣人所说
的直友、谅友、诤友一类的“益友”。刚一见面，周恩来就毫不客气地说：“张将
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您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
只是可惜，您把路走错了！”“您要走抗日救国之路，就一定要走依靠人民群众的
路线。”这番洞穿实质、直戳要害的谏言，对于彷徨无计、四面受蹙的张学良来说，
不啻醍瑚灌顶，当头棒喝，而当得知张学良要亲自送蒋回宁时，周恩来立即赶往机
场，想要劝阻这一莽撞行动；无奈，待他气喘吁吁地赶到，飞机已经腾空而去。云
天遥望，周恩来怅憾良久，慨然地说：“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太深
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哩！看来，感情用事，总是
要吃亏的。”后来，周恳来每当谈及此事，总是连声自责，痛悔自己“没有保护好
汉卿先生”。

    在尔后的四十载春秋中，周恩来无论是在谈判桌前，置身龙潭虎穴，折冲樽俎
之间；还是戎马倥偬、辗转征途之际；抑或是执掌铨衡，日理万机，迄无暇豫；直
至身患绝症，备受疾病熬煎，日夜与死神搏斗——不管处于何种境遇之中，总是时
刻记怀着这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始终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张
学良，关注着他的安全与健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每当谈到张学良将军时，他
都是一改平素端庄整肃的常态，情绪非常激动，多次泪沈满面。

    1946年1 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在刚才这几分
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
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4 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他说：
“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张学良重要幕僚之一王卓然接上话头说：“周先生十年谈判，虽然太辛苦了。但将
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患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
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这番深情的话语，令在座的人欷欺不已，尤其是主持会
议的周愚来，严肃的面孔上立刻闪现出悲凄的泪花。

    12月12日，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指出：现
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禁了十年。这段公案，
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
杨无事的人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
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
张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1958年12月，已经
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请托宋子文当年的随员郭增
凯代为传话，推动这位“西安事变”中的“担保人”，为释放张学良出力。郭见到
宋就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您曾做过三条保
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将军的安全。
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落实得怎样了？这次传话，虽然按照
周总理指示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宋子文心知肚明，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
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
能为力，请予谅解。”

    1961年，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事
变的重大意义，并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
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感情不能自抑，激动异常，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然泣不
成声。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
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
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

    至此，一腔悲愤之情与怀念之殷，再也无法控制，于是，周总理决定给失去联
系多年的张学良亲笔写一封信。只是，海峡两岸虽近隔咫尺，但是要给张学良寄信
却比登天还难。找谁才能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把信安全地送到张学良手中
呢？最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了在香港定居的朱湄筠女士。她在台湾有许多亲友，
本人又对祖国大陆感情深厚，特别是父亲朱启铃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恩来和政府的
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士当即答应，要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她于1962年4 月到了台湾，一直等到10月10日才找到了机会。这天，张学良参
加一项公开活动，她通过早年相识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层的信转交到张
学良手里。老将军拆开这封既没有上下款，又无收寄地址的天外飞来的瑶函，看到
气势飞扬的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由于从前
他曾多次与周恩来书信往来，所以，一看便知出自周公之手。他为在北京的老朋友
并没有忘记他，为这饱含意蕴、一往情深的话语，为老朋友的周到细心、时刻以他
的安全为重的关怀所深深感动，顿时热血奔腾，潜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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