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周恩来和张学良都是意志极为坚强的人，是中
外闻名的硬汉子。可是，为了张学良的被难，周恩来竟先后三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痛
哭流涕；而羁身孤岛、沦为阶下囚的张学良，也以同样真情灼灼的泪水与之对接，
从而汇成一股连接两岸、绵延不绝的情感涡流。

    张学良把结识周恩来引为终生幸事，西安会面之后，他对周恩来一直感念不忘。
1937年2 月，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奉当局之命，前往溪口会见幽禁中的张学良。
听过汇报之后，张学良公开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只要有利于国
家，个人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
手”。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交下了一个朋友，希
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代
表人物就是周恩来。张学良还避开看守，把写给周恩来的密信交给何柱国。很快，
周恩来就收到了，信中写道：拄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
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
（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释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亦一本初哀，决不顾及个
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因为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从未对外披露过这封信。

    1946年4 月19日，周恩来又收到监禁中的张学良从贵州桐梓县天门洞捎来的一
封亲笔信：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
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早咸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
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之。

    前无收信人姓名，后无落款，显然不是张学良一时疏忽，而是当时险恶的处境
使然。此信应为前往贵州探视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带往重庆交给周恩来的。“奔走国
事，再做红娘”，系指周恩来抗战后在重庆重开国共和谈：“近日友人惨死”，说
的是“四八惨案”中王若飞、叶挺等所乘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一事：“数难闻之”，
当指年初发生在重庆的“白沧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出于同样考虑，此信也
是一直没有公开。

    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深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极为忌恨，
杨虎城一家四口惨遭杀害就是明证。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周恩来担心大陆方面
对张学良过于直白的关怀和赞誉，会刺激蒋介石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致使张学良的
处境更加险恶。因此，曾多次嘱告有关部门，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都要严
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其人身安全。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身
染沉疴，想趁机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恩来得知后，
在热情称赞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的同时，耐心劝阻他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周恩来说
：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
介石的疮疤，可能会刺激他重演西太后的故伎，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先下毒手，
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张学良愤慨于蒋介石背信弃义、践踏承诺，十年监禁使他吃尽了苦头；他自然
渴望着尽早摆脱罗网，恢复自由，可说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这个机会终于出现
了。1946年秋，蒋介石迫于各界人士呼吁释放张学良的强大舆论压力，派人前往贵
州桐梓与张学良“谈判”解禁条件。首要一条，就是公开承认：他联合杨虎城发动
“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中了周恩来的圈套，现在，迷途知返，痛悔莫及。
面对这场严峻的考验，张学良大义凜然，坚定地认为，尽管获得自由具有极大的诱
惑力，但决不能以说假话、出卖灵魂、亵渎感情为代价。他当即对前来做说服工作
的人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
他们通风报信。兵谏后，我提出的条件，委员长不答应，南京方面企图搞混水，大
兵压境，亲日派蠢蠢欲动，东北军内少壮派要杀蒋的情绪也已经点燃。一时剑拔弩
张，西安形势极为危急，有违我发动兵谏的目的。在这样情势下，我彷徨束手，问
策无人。才电请周恩来到西安来，参与对事变的解决，为的是实现联共促蒋抗日，
拯救民族灭亡的危机。

    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只能说在
抗日的问题上，在不打内战的问题上，我与共户党取一致的立场，这也是中国人应
持的爱国立场，这怎么能说我中了周恩来的圈套呢？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
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换得自由，我就那么说，
那我还是张学良么？当然，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之所以对周恩来终身感念，首先
是他把周恩来作为“政治引路人”看待，认为周恩来是他长达半个世纪幽禁生涯中
一盏闪亮在心中的希望之灯。1976年1 月，当他听到周恩来在京逝世的噩耗，累日
伤怀痛悼，万分难过。他含着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古的伟
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后来，在与哥伦比亚太学教授唐德刚先生交
谈中，他又提到：“听人告诉我，周先生重病在身，得知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
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
人？”邓颖超病逝时，已经身在美国的张学良，特意委托在香港的侄女前往北京，
替他与赵四小姐送上一个花圈，摆放在邓颖超的灵前。他极为珍视同周恩来夫妇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直到生命的结束。

    这里有一个细节。美籍华裔学者、《张学良探微》一书的作者张之宇女士，在
整理《张学良日记》过程中，注意到这样一条记载：1937年12月4 日同刘、许等乘
自行车赴安源，行约15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利时）国
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张之宇好奇地问：“张先生，您怎么对矿井这样有兴趣，还专程去探访？”张
学良告诉她：“周恩来年轻时在国外留学，曾在井下当过矿工。所以，我也想体验
一下矿井的生活。”

    “您怎么知道的，周恩来当过矿工？”张女士惊异地问。

    “斯诺的书上写的。”张学良回答，书上说：“周恩来在巴黎默默无闻，是个
穷困的中国人，当过矿工和侍者等临时工，只有在无产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说着，张学良长叹一声：“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没能再见到周恩来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终身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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