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周恩来和张学良都是意志极为坚强的人,是中 外闻名的硬汉子。可是,为了张学良的被难,周恩来竟先后三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痛 哭流涕;而羁身孤岛、沦为阶下囚的张学良,也以同样真情灼灼的泪水与之对接, 从而汇成一股连接两岸、绵延不绝的情感涡流。 张学良把结识周恩来引为终生幸事,西安会面之后,他对周恩来一直感念不忘。 1937年2 月,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奉当局之命,前往溪口会见幽禁中的张学良。 听过汇报之后,张学良公开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只要有利于国 家,个人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 手”。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交下了一个朋友,希 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代 表人物就是周恩来。张学良还避开看守,把写给周恩来的密信交给何柱国。很快, 周恩来就收到了,信中写道:拄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 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 (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释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亦一本初哀,决不顾及个 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因为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从未对外披露过这封信。 1946年4 月19日,周恩来又收到监禁中的张学良从贵州桐梓县天门洞捎来的一 封亲笔信: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 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早咸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 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之。 前无收信人姓名,后无落款,显然不是张学良一时疏忽,而是当时险恶的处境 使然。此信应为前往贵州探视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带往重庆交给周恩来的。“奔走国 事,再做红娘”,系指周恩来抗战后在重庆重开国共和谈:“近日友人惨死”,说 的是“四八惨案”中王若飞、叶挺等所乘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一事:“数难闻之”, 当指年初发生在重庆的“白沧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出于同样考虑,此信也 是一直没有公开。 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深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极为忌恨, 杨虎城一家四口惨遭杀害就是明证。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周恩来担心大陆方面 对张学良过于直白的关怀和赞誉,会刺激蒋介石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致使张学良的 处境更加险恶。因此,曾多次嘱告有关部门,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都要严 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其人身安全。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身 染沉疴,想趁机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恩来得知后, 在热情称赞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的同时,耐心劝阻他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周恩来说 :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 介石的疮疤,可能会刺激他重演西太后的故伎,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先下毒手, 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张学良愤慨于蒋介石背信弃义、践踏承诺,十年监禁使他吃尽了苦头;他自然 渴望着尽早摆脱罗网,恢复自由,可说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这个机会终于出现 了。1946年秋,蒋介石迫于各界人士呼吁释放张学良的强大舆论压力,派人前往贵 州桐梓与张学良“谈判”解禁条件。首要一条,就是公开承认:他联合杨虎城发动 “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中了周恩来的圈套,现在,迷途知返,痛悔莫及。 面对这场严峻的考验,张学良大义凜然,坚定地认为,尽管获得自由具有极大的诱 惑力,但决不能以说假话、出卖灵魂、亵渎感情为代价。他当即对前来做说服工作 的人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 他们通风报信。兵谏后,我提出的条件,委员长不答应,南京方面企图搞混水,大 兵压境,亲日派蠢蠢欲动,东北军内少壮派要杀蒋的情绪也已经点燃。一时剑拔弩 张,西安形势极为危急,有违我发动兵谏的目的。在这样情势下,我彷徨束手,问 策无人。才电请周恩来到西安来,参与对事变的解决,为的是实现联共促蒋抗日, 拯救民族灭亡的危机。 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只能说在 抗日的问题上,在不打内战的问题上,我与共户党取一致的立场,这也是中国人应 持的爱国立场,这怎么能说我中了周恩来的圈套呢?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 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换得自由,我就那么说, 那我还是张学良么?当然,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之所以对周恩来终身感念,首先 是他把周恩来作为“政治引路人”看待,认为周恩来是他长达半个世纪幽禁生涯中 一盏闪亮在心中的希望之灯。1976年1 月,当他听到周恩来在京逝世的噩耗,累日 伤怀痛悼,万分难过。他含着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古的伟 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后来,在与哥伦比亚太学教授唐德刚先生交 谈中,他又提到:“听人告诉我,周先生重病在身,得知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 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 人?”邓颖超病逝时,已经身在美国的张学良,特意委托在香港的侄女前往北京, 替他与赵四小姐送上一个花圈,摆放在邓颖超的灵前。他极为珍视同周恩来夫妇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直到生命的结束。 这里有一个细节。美籍华裔学者、《张学良探微》一书的作者张之宇女士,在 整理《张学良日记》过程中,注意到这样一条记载:1937年12月4 日同刘、许等乘 自行车赴安源,行约15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利时)国 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张之宇好奇地问:“张先生,您怎么对矿井这样有兴趣,还专程去探访?”张 学良告诉她:“周恩来年轻时在国外留学,曾在井下当过矿工。所以,我也想体验 一下矿井的生活。” “您怎么知道的,周恩来当过矿工?”张女士惊异地问。 “斯诺的书上写的。”张学良回答,书上说:“周恩来在巴黎默默无闻,是个 穷困的中国人,当过矿工和侍者等临时工,只有在无产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说着,张学良长叹一声:“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没能再见到周恩来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终身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