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社会文化，在很早时期即彰显人本思想，重视人伦教化，君臣、父子、夫
妇、兄弟、朋友的五种伦常关系，被称做“天下之达道”。“五伦”中的前四伦，
或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或依托于姻亲、血缘关系，唯有朋友一伦，建立在平等基础
之上，靠的是志同道合。古人定义为：“同师（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它不仅
受情感支配，还要依赖义理来制约与维系。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朋友有信”。也
就是超越一已之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会的、公共的道德目标，崇仁重义，礼尚往
来，通情谊之好，结信义之诚。这是维持纲纪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

    周恩来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养成了温厚谦和、善与人同的性
格和量大而能容人的气度。据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君性温和
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在周恩来看来，人
立足于世，既然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那就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结
交朋友。从政治上讲，这是缓解敌我对抗、分化敌对势力、消减对立情绪的有效手
段；就个人修养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学习他人经验、塑造理想自我，
“名由之成，事由之立”的重要途径；从工作角度看，则是沟通思想、统一认识、
协调关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在求学时代，他就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并从中多有
受益。

    他恪守着“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中国古训，
哪怕是别人的点滴好处，他都永生牢记，念念不忘。1935年8 月，周恩来在长征途
中突发高烧，身体十分虛弱。兵站部部长杨立三见他行走困难，便带着战士用担架
将他抬出了草地。1954年，当杨立三去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闻讯后，
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表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对
于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作过贡献的同志，他更是铭记于心。上海解放不久，周
恩来前去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主任安排了一个座谈会，著名民主人士彭文应应邀
出席。散会后，周恩来快步走到他的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彭
文应深感惊愕，周恩来便向他追述了3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当时，周恩来在上海组
织领导“地下工作”，有位同志被捕，听说如能以金钱“打通关节”，即可免送警
备司令部。但周恩来当时手头证据，通过友人介绍，找到了思想进步、家境又颇为
富裕的彭文应，向他求援，使那位被捕的同志很快获得了自由。据彭先生回忆，当
时拿出的钱并不多，大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一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已忘怀了。谁
料时隔二十年，周恩来竟还记着这件事。他当即嘱托陈毅同志：“这位彭先生曾在
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位朋友。”

    “不能忘记老朋友”，这是周总理终生恪守的处世准则、做人规范。既然“哪
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么，对于那些勋劳卓著、
治绩辉煌的负责干部，那些赤诚相与、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当他们陷入逆境之时，
还能坐视不顾吗？为此，十年动乱中，尽管他自己也处境艰难，且重病缠身，还是
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大批党内外的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体现了一片革命真情，留
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
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长期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很多贡
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
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
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
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安慰在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

    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
自前往医院探望。总理拉着傅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
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1975
年8 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
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
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
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老舍自责。
事发后第五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
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主义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处奔走，
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
困苦。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
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统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
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
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
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基本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总理本人也不
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及时治疗，留下了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
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
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先生制
备衣物，以抵御北京寒冷的天气；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
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老
舍夫人胡絮青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
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
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
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
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
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
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
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士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
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
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视为披肝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
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
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