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是一场奇绝今古、中外罕见的战事。对阵双方的统帅由同一人担任,张学良 既是攻方郭军的最高司令官,又是守方奉军的统一指挥员。一身而兼二任,同时扮 演两个角色,既不像神话中的孙悟空那样,一眨眼工夫就克隆出另一个美猴王,也 不同于李逵和李鬼,一真一假,混淆难辨;而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山海关 外的确凿无误的现实。其奇崛诡异之处,莫要说在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中找 不到恰切的诠释;即使起克劳塞维茨于地下,这位曾以《战争论》驰名世界的现代 军事理论家,也照样莫名所以。 且说,倒戈反奉的郭军在主帅张学良、副帅郭松龄的名下,浩浩荡荡地向关外 进发。不,开始时应该说是“鸦默雀静”地穿行,只是由于“策反”未成导致军情 泄露,才不得不索性公开化了,这种临时变轨,最是兵家的大忌;只是由于彼此强 弱悬殊,对攻方暂未造成更大的影响。当时奉军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掌握在郭军 手中。包括六个步兵师、两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以及辎重工兵等,总数在五万人 以上,并且拥有野战炮240 门、迫击炮150 门、重机枪150 挺;而兵力空虚的守方, 由于仓促迎战,未能形成防守合力,连招架之功也没有,致使连山一役遭到惨败。 本来在防守的同时,奉军还是有机会、有能力阻击的。当总指挥官张学良在葫 芦岛“镇海”舰上,从望远镜中发现郭军部队联翩北上时,舰上的炮长请示:“兵 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击中目标,是否可以开炮?”张学良摇了摇手,断然地说: “不,不能开炮,那都是我的部下。”是呀,辛苦经营多年的子弟兵,怎能忍心自 相残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成为炮灰呢! 第二仗的主战场在锦州。张学良集结残部,正面迎战郭军,战果也并不理想。 只是靠着炸断大凌河铁桥,暂时阻遏了郭军的强大攻势。照这样打下去,奉天易手, 已成必然。可是,世事茫茫难料,人生前路多歧,到了第三仗,打到巨流河时,形 势竟陡然逆转,郭松龄功败垂成。彻底走了“麦城”,新民的白旗堡成了他的“滑 铁卢”。 恩格斯于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申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 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 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巨流河之战,以至整个郭军倒戈反奉的成败,同样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它们的作用并非等同,而是有大有小,有主有从,在众多 的合力中,张学良占据主导地位。郭松龄之所以成了“气候”,由一个普通的赳赳 武夫、一介教官,青云直上,而旅长,而师长,而副军团长,统东北半壁之精锐, 成万众影随之雄豪,除了个人的才智外,主要是依靠少帅的信任、提携。包括这次 挥师出关,之所以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端赖于运用少帅的影响,打着少帅的 旗号,否则是很难奏效的。 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问题在于,张学良 是个有血有肉有头脑有智慧的活人,他能够为你所用。当然再理想不过了;如果只 是一厢情愿,也就是说,他不听从调遣,而是来个“倒戈的倒戈”,又将如何?从 郭松龄角度看,上上策是能够像他信中所要求的:少帅“暂移租界,稍待数日”; 起码是,虚应故事,装聋作哑,作壁上观。说明白了就是,只打你的旗号,无须你 本人出面。因为他很了解张学良的为人,知道他不大可能甘冒“忤逆”的罪名,公 开扯起大旗,背父自立。而下下策,也是郭氏所最怕的,是由少帅出任统帅,挥师 抵抗。这样,郭军这面的仗可就没法打了。 而现实情况正是如此。与郭军进行正面抵抗的,恰恰是少帅本人及其统率的军 队。这样一来,真相便随之洞穿,郭松龄就变得师出无名了。特别是,少帅平白驭 下有恩,深受三军将士的爱戴。郭松龄手下的兵愈逼近老家,便愈觉得自己的行为 不符合伦理道德中的“忠义”二字。因此,当张学良在两军对阵的前线喊话时,才 会产生超出预期的强烈效果:郭军中团职以上军官,几乎个个都通过军用电话与张 学良互通款曲;而士兵厌战情绪更是与日俱增,军心涣散得不可收拾,到处流传着 这样的顺口溜:“吃张家,穿张家,跟着冤家打张家。图希个啥?”看来,楚霸王 四面楚歌、兵败垓下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到郭松龄的头上。多年以后,当张学 良追叙这段往事时,还慨乎言之:郭松龄夫妇当时犯了两个错误:他们一看我带着 奉军讨伐他,已经站到了他们的对面,再保留我这个“名义总司令”没意义了,只 好自己出任总司令。——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第二十失算是,不该把我们两人的 通信说给部下听。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完全是出于至情,说明我们之间关系如何好, 感情如何深,他这一仗如何迫不得已;可是,他们哪里想到,这么一公开,一切真 相都大白了,那些旅长、团长洞察了我的真实态度,知道我并不支持他们这么干, 那也就不会再接受他的命令了,很多人也就不会再打了。关于巨流河之战,张学良 将军也有一段回忆:在巨流河布阵与郭军决战,好似命中注定。巨流河一带地形我 熟悉,以前在讲武堂时,我与郭松龄就在这里演习过。那时,我是他的学生。演习 时打过一回仗,演练过攻防战。这回我们又聚在了一起。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 这次不是演习了,是真打。你曾是我的教官,现在我们看一看,是老师行,还是学 生行。 由于张学良深知郭松龄的脾性,也熟谙他的战术。这次两军对阵,彻底挑了郭 松龄的“软肋”。张学良晓得,“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儿硬往哪儿 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取得胜利”。果然不出所料,当发动全线进攻 时,郭军主力全部用到正面进攻上了。他没有想到,张学良在军事作战中能够洞悉 他的一切。在正常情况下,学生能够如此颖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应该 感到欣慰。但是,此刻面对的迎战之敌。竟是自己的“高才生”,却只能自认晦气, 真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而在张学良看来,这次胜利,带给他的绝无点 滴快意,只有彻底的绝望、透骨的悲哀。从此,他将失去一位最崇敬的老师、最忠 诚的伙伴、最知心的朋友。 郭军的功败垂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人的介入。据美籍华裔学 者、张学良研究专家唐德刚教授分析: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 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 党色彩的郭氏国民军进入满洲,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 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束,奉天使成为铜墙铁壁。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日本人曾以调停人的身份,出面斡旋。不满于日本人语 带威胁的霸道,郭松龄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是中国内政”,“我不懂什么是 日本人的特殊权利!”而情急之下,张作霖却口头上与日方缔结了密约,以承认日 本在我东北有“土地商租和杂居权”等作为关东军出兵的条件。这样一来,在郭军 乘胜东下时,日本关东军不仅不允许其靠近南满铁路沿线,并以大批兵力切断郭军 后方,焚烧弹药库,还出动飞机配合轰炸,给予郭军沉重打击。奉军方面,则得以 有足够时间,调集黑、吉两省的大量骑兵,前来救援。 从内因来说,除了张学良提出的两个方面,郭松龄在战略抉择、战斗指挥上也 颇多可议之处。唐德刚教授说: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他的小东人 (指张学良)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工夫,底定 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 作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12月24日 兵败巨流河,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 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