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嵩山南麓的这方幽静之地,北仰峻极峰,南瞰登封城,来自逍遥谷与嵩岳寺的 两道溪水在门前汇聚成河,有种行藏在我、取舍由天的从容。 这的确是个读书的绝好去处。不过,嵩阳书院最初并不是用于读书的地方。始 建于北魏时,它是一处佛教寺院,时称嵩阳寺。隋炀帝时成为道教活动场所,改名 嵩阳观。后唐时进士庞式在此聚徒讲学,后周时改名太乙书院,宋时改名太室书院, 再改名嵩阳书院。书院在明末曾毁于兵燹。现在看到的嵩阳书院,是康熙时重建的。 它的建筑格式也全然是前清的风格:中轴线为五进布局,由南而北,依次为大门、 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百余间廊房相连,多为硬山滚脊,灰 筒瓦覆顶,与雕梁画栋的寺庙建筑截然不同。 嵩阳书院的大门两侧,有一副十分骄傲的对联: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 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瀍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对联出于清嘉庆进士、翰林院侍读吴慈鹤之手,他督学河南时为嵩阳书院所题。 嘉庆时代,已值国力衰颓、危机四伏。但当时由朝廷而至国民,都还沉醉于唯 我独尊、四方来朝的虚荣之中。这对联中包含的骄傲,似乎至今还令人赞不绝口。 居中,早已超越了它的地理方位意义,而成为威权与统领的代名词。这片土地上究 竟有多少“天中”,没有人统计过。至少,在无数的对联和别号里,常会与这样的 自大狭路相逢。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曾提到过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那是每个人都 以自己为中心,水波纹一样向外逐渐扩展的圈。每个人都自为中心,这互相揪扯、 却又一盘散沙的状态,大约恰恰是大一统思维定势的精神收获之一。 院子里有三棵四千多年的古柏,名“将军柏”,相传为汉武帝所封。关于它们 的排行,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植物被扯进了争功邀宠的传奇,于是,这三颗古树 就成为演绎奴性的绝好教材。在唯一的权威下忘我的人,只有在被赏识的意义上才 有价值。似乎只要是马,就一定要等那个伯乐来相看,他若是估错了我们可以达到 的里程,我们就会委屈得要命,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就有奔跑的天性。 书院这种特别的教育组织,也许是基于厌倦庸常及同类相聚的文人习性。“自 知性僻难谐俗,且喜身闲不属人”(清·何绍基)。这样的遗世而独立,并不是读 书人的向往,但往往是读书人的自我标榜。儒学涵育起来的文人性里,入世为治的 成分总是主体。除非这种愿望被环境挤压到略无可能。文人学士团体兴盛的时期—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是王侯将相武力相争、朝代更迭频仍的 时期。这种时候,政治势力之间的砥砺角逐,对纸上谈兵的声音自然疏于控制;而 文人学士们难以找到入世施展的机会,大约也很想念独属于自己这个阶层的精神高 地了。这样,渴望在山林中找个地方聚会同道、谈讲切磋,是很自然的事。 这地方,据说是尧、舜、禹、周公曾经居住的地方,对文人自然有着分外的吸 引力。 从五代到清末,嵩阳书院经历了近千年的讲学历史,生徒盈门,才俊辈出。 这样的兴盛,首在于得天独厚的物质扶持。宋至道年间,赐九经子史,置校官 ;宋景佑二年,设院长,拨学田百亩以供开支。经过明清时代的修复增补,嵩阳书 院成为一处由主体院落和周围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君子亭、仁智亭等 在内的庞大建筑群,相当于一所实力雄厚、分校广布的高等学府。 纸上的道理与地上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强盛的源头活水,往往在于不拘一 格。嵩阳书院自宋以后,一直是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名儒范仲淹、司马光、 程颢、程颐、朱熹先后在此讲学,程氏兄弟在此讲学达十余年。讲学的形式类于讲 座与论坛,注重研读,鼓励质疑。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其他 的形式,能达到书院这样的自由。可以说,书院在当时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 命,已经远远突破了研习经典的囿限,而具有了思想传播和精神指引的功能。 想起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论。程朱之“存天理”,乃是坚持纯粹的人性: “灭人欲”,乃是消除人性中被污染、表现过度的部分。人性里所有的黑暗,难道 不正是欲望过度、拆毁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俗成所导致的吗?学问或者宗教,追究到 极致,都不外乎顺应。 满院的四方砖俱已生苔。这些青砖,都是他们踩过的。这样的人,需要摆脱形 式的桎梏而相聚——在有话要说的时候,或者悲痛突然间迎面袭来、难以回避的时 候。 啼莺如有泪,为湿最高花。那朵开在梢头的花,究竟是我们粗朴无累的自在, 还是望尘莫及的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