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嵩山南麓的这方幽静之地，北仰峻极峰，南瞰登封城，来自逍遥谷与嵩岳寺的
两道溪水在门前汇聚成河，有种行藏在我、取舍由天的从容。

    这的确是个读书的绝好去处。不过，嵩阳书院最初并不是用于读书的地方。始
建于北魏时，它是一处佛教寺院，时称嵩阳寺。隋炀帝时成为道教活动场所，改名
嵩阳观。后唐时进士庞式在此聚徒讲学，后周时改名太乙书院，宋时改名太室书院，
再改名嵩阳书院。书院在明末曾毁于兵燹。现在看到的嵩阳书院，是康熙时重建的。
它的建筑格式也全然是前清的风格：中轴线为五进布局，由南而北，依次为大门、
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百余间廊房相连，多为硬山滚脊，灰
筒瓦覆顶，与雕梁画栋的寺庙建筑截然不同。

    嵩阳书院的大门两侧，有一副十分骄傲的对联：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

    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瀍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对联出于清嘉庆进士、翰林院侍读吴慈鹤之手，他督学河南时为嵩阳书院所题。

    嘉庆时代，已值国力衰颓、危机四伏。但当时由朝廷而至国民，都还沉醉于唯
我独尊、四方来朝的虚荣之中。这对联中包含的骄傲，似乎至今还令人赞不绝口。
居中，早已超越了它的地理方位意义，而成为威权与统领的代名词。这片土地上究
竟有多少“天中”，没有人统计过。至少，在无数的对联和别号里，常会与这样的
自大狭路相逢。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曾提到过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那是每个人都
以自己为中心，水波纹一样向外逐渐扩展的圈。每个人都自为中心，这互相揪扯、
却又一盘散沙的状态，大约恰恰是大一统思维定势的精神收获之一。

    院子里有三棵四千多年的古柏，名“将军柏”，相传为汉武帝所封。关于它们
的排行，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植物被扯进了争功邀宠的传奇，于是，这三颗古树
就成为演绎奴性的绝好教材。在唯一的权威下忘我的人，只有在被赏识的意义上才
有价值。似乎只要是马，就一定要等那个伯乐来相看，他若是估错了我们可以达到
的里程，我们就会委屈得要命，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就有奔跑的天性。

    书院这种特别的教育组织，也许是基于厌倦庸常及同类相聚的文人习性。“自
知性僻难谐俗，且喜身闲不属人”（清·何绍基）。这样的遗世而独立，并不是读
书人的向往，但往往是读书人的自我标榜。儒学涵育起来的文人性里，入世为治的
成分总是主体。除非这种愿望被环境挤压到略无可能。文人学士团体兴盛的时期—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是王侯将相武力相争、朝代更迭频仍的
时期。这种时候，政治势力之间的砥砺角逐，对纸上谈兵的声音自然疏于控制；而
文人学士们难以找到入世施展的机会，大约也很想念独属于自己这个阶层的精神高
地了。这样，渴望在山林中找个地方聚会同道、谈讲切磋，是很自然的事。

    这地方，据说是尧、舜、禹、周公曾经居住的地方，对文人自然有着分外的吸
引力。

    从五代到清末，嵩阳书院经历了近千年的讲学历史，生徒盈门，才俊辈出。

    这样的兴盛，首在于得天独厚的物质扶持。宋至道年间，赐九经子史，置校官
；宋景佑二年，设院长，拨学田百亩以供开支。经过明清时代的修复增补，嵩阳书
院成为一处由主体院落和周围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君子亭、仁智亭等
在内的庞大建筑群，相当于一所实力雄厚、分校广布的高等学府。

    纸上的道理与地上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强盛的源头活水，往往在于不拘一
格。嵩阳书院自宋以后，一直是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名儒范仲淹、司马光、
程颢、程颐、朱熹先后在此讲学，程氏兄弟在此讲学达十余年。讲学的形式类于讲
座与论坛，注重研读，鼓励质疑。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其他
的形式，能达到书院这样的自由。可以说，书院在当时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
命，已经远远突破了研习经典的囿限，而具有了思想传播和精神指引的功能。

    想起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论。程朱之“存天理”，乃是坚持纯粹的人性：
“灭人欲”，乃是消除人性中被污染、表现过度的部分。人性里所有的黑暗，难道
不正是欲望过度、拆毁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俗成所导致的吗？学问或者宗教，追究到
极致，都不外乎顺应。

    满院的四方砖俱已生苔。这些青砖，都是他们踩过的。这样的人，需要摆脱形
式的桎梏而相聚——在有话要说的时候，或者悲痛突然间迎面袭来、难以回避的时
候。

    啼莺如有泪，为湿最高花。那朵开在梢头的花，究竟是我们粗朴无累的自在，
还是望尘莫及的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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