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有人曾说过，中国古代有一种职业，危险性非常大，死亡率非常高。这个职业
就是“皇帝”！皇帝往往死于非命，惨死的机率非常大。常见的“杀法”有：子杀、
父杀、叔杀、母杀、妻杀、兄弟杀、祖母杀、外公杀、岳父杀、兵杀、近臣杀、宦
官杀、俘杀、自杀等等。

    中国皇帝一共有六十多位被杀，占皇帝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而且大多数直系皇
族的最后命运都非常惨，如叛贼“圣武皇帝”安禄山称帝一年零四天，就被自己的
儿子安庆绪刺杀于床上，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安庆绪眼皮都不眨，当即在其床
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这些惨遭不测的
皇帝中满门抄斩的、断子绝孙的、隐姓埋名的、沦落为奴的也不在少数。可见，当
皇帝确确实实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职业，“过把瘾”的代价也不算低廉。

    美国学者费正清评论：“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
的人。”一旦当上皇帝，都要求臣民称自己为“万岁”，也就是希望活一万年。但
实际上，皇帝们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穷苦百姓。从秦始皇算起，直到满清末代皇帝
溥仪，其间二千一百多年共有皇帝三百二十六人，其平均寿命只有可怜的四十一岁。
据有生卒年代记载的大致地统计一下，可以得出下一组数据：

    二十岁以下的是二十八人；

    二十岁——四十岁的是八十四人；

    四十岁——六十岁的是一百七十八人；

    六十岁以上的人是三十六人。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皇帝寿命超过六十岁的不到百分之十三，活不到四十岁的
高达百分之六十。一个人野心勃勃，历尽千辛万苦夺得皇帝称号的同时，实际上就
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最凶险的朝代要算是东汉，总共十三位皇帝，
只有刘秀活了六十三岁，汉献帝刘协活了五十四岁（禅位后受到大舅哥曹丕优待），
其他的十一人没一个活过四十岁。

    可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
帜王旗？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杀戮屠城，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
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
之威，而无尧舜之德。虽然统一江山，毕竟是帝王，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
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中国历史上无数人弑父杀子、装神弄鬼，都不过为了
权倾四海、沐猴而冠。兔死狗烹、血流成河的最终结局，成为帝制特色，王朝规律，
试问谁又曾逃脱过？即使有那么几位禅让退位的皇帝老倌儿，又有谁不是在带血的
剑锋顶上了腰际，才一步三回头地无奈下台，逊位下野，以保全身家性命？直到今
天，充斥荧屏的大辫子戏依然喋喋不休一遍遍山呼万岁，为腐朽的皇权宝座呐喊招
魂。

    “皇帝”的吸引力极大，即使“过把皇帝瘾”就死也心甘情愿。乾隆对皇权的
贪恋并非个案，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

    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
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皇权并非中国所首创，也不是中国所独
有。但世界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出一个国家能够把皇权精神发挥到如我们这样登峰
造极的程度，也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能够像我们这样对其有着侵入肌理的文化记忆。
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中国的皇权为一种政制，甚至也不能把它算作是一种单一制度
整体，而是包含规则、规范、信念以及组织等诸制度要素在内的，涵盖政治、经济
与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多元系统。皇权制度的法理基础、组织结构、权力运行方式，
都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体系的核心。

    中国皇权制度自“秦制”以后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
来说，都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在两千年的时间长河里，皇权制度有效维系了中
华文明的整合与成长。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皇权制度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依赖的
是一套不同于现代制度的模式，其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完全悖逆于现代世界进程的
道路。因此，皇权从本质上而言全然是逆现代性的。这样当中华文明面对现代世界
的逼近时，皇权就成为一种必须逾越的鸿沟。

    如果对比近代西方的宪政体制就会发现，宪制国家的法理基础是依据法律的权
威来有效地约束国王、贵族、行政官员甚至教会的权威。“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
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宪政要义。而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权者，
君之所独制”。所谓的“法”不过是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而已。“法乃天
子之神器”，皇帝就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他拥有
的是毫无限制的权力。这种政治体制根本上是与西方法律文明和人类进步的共同方
向完全背道而驰的。但绝对权力的诱惑是超乎想象的，它使得皇帝们对权力的迷恋
一如对生命的留恋，也使得一个大国的治理不得不依赖于一个人的健康和心智。一
旦心智失常，国家就滑向巨大灾难之中。

    乾隆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六十五岁时喜爱上年方二十五岁的满族随身卫
士和珅，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自己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
有组织的贪污使和珅大发横财，聚敛达十五亿美元。遍地蜂起长达九年的白莲教起
义，使大清衰败的统治难以为继。而乾隆听不进任何忠言逆耳的意见。1886年，弹
劾和珅的御史曹锡宝，1887年弹劾和珅亲信刘峨的通政司参议孟生蕙，都先后受到
严厉惩处。皇朝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皇帝的权力毫无制约，毫无纠错能力，人民
起义此伏彼起。

    因此，当华盛顿这样一位“异国尧舜”后来突然出现在清代人的视野里时，他
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最感兴趣的是林则徐。他实在想象不出，华盛顿在他
的国度里为何受到如此热情的拥戴与尊敬？甚至“华盛顿”不仅成为美国人“皇城”
首都的名字，连他们生儿育女、开馆造船，也喜欢取名“华盛顿”，“取其吉庆”
之意。他很想知道，一个大半生对农场和土地情有独钟的“美国第一农民”，为何
具有如此之大的独特魅力？

    而华盛顿在中国转化为“异国尧舜”形象的过程中，咸丰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畬
更是倾注了无限热情，堪居“首功”。在他的学术名著《瀛寰志略》里，徐继畬以
生花妙笔身临其境般写道：“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就交出了权力而过平静
的生活。众人不肯让他走，坚决要树立他为帝王。华盛顿就对众人说：”建立一个
国家并把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是自私。你们的责任就是选择有才德的人
掌握国家领导职位。‘后来人们对华盛顿的诸多歌咏叹颂，大多以此生动的描写为
蓝本。

    徐继畬把华盛顿看成是“一世之雄”，说他可与“尧、舜”相比拟，甚至于把
他描述成前所未有的“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的形象。他满腔热情地惊叹赞扬
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
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泰西古今人物，能不
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位东方的学者型高官，认为华盛顿勇武胜过陈胜吴广，豪雄超越曹操刘备，
且功成不居，不恋权位；创推举之法，乃古代圣贤“天下为公”遗意之体现者。在
他眼中，像华盛顿这样率众夺取“天下”却放弃君王一统、“藏起刺刀踢开王冠”
者，实在是旷古罕见，令人佩服。

    徐继畬的类比固然有些失当，但足见美国的民主体制对清代的高官产生了深刻
影响。华盛顿不仅征服了西方世界，也征服了东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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