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们还说酒。藏酒家说,藏酒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那温度、湿度、光度都要如 何如何,这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可作为老百姓的藏酒,就很难讲究什么条件,仅 能是一种爱好罢了。即使没有酒窖之类的条件,即使搁置在屋角或床底的什么角落, 那又怎么样?酒在瓶子里就那么地安分吗?那酒酶不也在运动着吗! 我的藏酒有三样讲究:第一是国产的“名牌酒”,大家公认的;第二是地方的 “特色酒”,能具有文化特色的;第三是包装有特点的,摆在酒柜里好看的。三者 归一:均须纯粮酿造。 经验告诉我,藏酒,主要是靠年头。年长了新酒就变成陈酒,假酒就会现形。 如果是兑了“DDT ”之类的假酒,放五年以上它就会变质,肉眼都能看得出来。另 外,如果将酒存放十年以上,即使是“小烧”,它也会绵、软、柔、滑,口感极好。 要是再长时间,那就是一种极品的收藏了。我和我的同学那一天在“金猫饺子馆” 里喝的十五年以上的“老白汾”,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了。因此说,酒还是放几年 的好! 当今,酒的牌子多如牛毛,包装眼花缭乱,很是下功夫,以至于就有了收藏酒 瓶一族,似乎酒的功夫真的在酒外了。宣传也天花乱坠,尤其是“名酒”,几乎都 能发掘出一段与自己有关的历史故事,或是和帝王将相有关,或是和领袖名人有关,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实在是有夸大其词的嫌疑,没有给其他小兄弟做好表率的作 用。作为喝酒的人,只有以不变应万变。 我还以为,就酒来说,老牌子还是比较靠得住的。比如说,“四大名酒”、 “八大名酒”或“十三大、十七大名酒”的品牌,至今我是信得过的。我酒柜的藏 酒舍不得自己喝(那太奢侈了),只喝“红星二锅头”,有朋友光临时才取出藏酒, 我习惯和朋友好酒共享。我的信条是:和好朋友,要喝好酒。 我自己已经习惯了简装“红星二锅头”——五十六度,纯粮酿造,口感绵软, 回味甘甜,价格便宜,能满足我等老百姓喝酒的一种享受。前不久,在某个会上碰 到作家蒋子龙,午后的子龙略显酒意。 我问:“怎么样?茅台?” 他回答:“不赶。红星二锅头,好喝还踏实。” 看样子,哥们儿的习惯爱好竟相距不远。 老婆起初不喜酒,但因为我喜欢,她便也喜欢起来。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懂 得习惯自己的男人,所以我就自在,两人就和谐,日子就过得幸福。近几年我搬过 两次家,每次老婆都会把我几百瓶藏酒一一包上,小心翼翼地放到买来的包装箱内, 连空隙都严实地塞上报纸,在第一时间雇一辆车,专门把酒拉上,亲自押运到新的 居所,从未有过一瓶破损。待所有的东西都归位后,她会又一次小心翼翼地把酒一 一拿出,款款摆放在酒柜里。我则坐在一旁悉数每瓶酒的出处,以及和有关朋友的 故事。 一瓶没开封的安徽濉溪老城牌“口子酒”,是1988年《秋菊打官司》(原著《 万家诉讼》)的作者陈源斌到北京时送我的,我是他两篇小说的责编,他听别人说 我喜欢酒,是很费周折地找到厂长特批的。由于酒的瓶盖密封问题,就在二十几年 中悄悄挥发,现在只剩下一只没有开封的空瓶子了。但我始终珍存着它,因为这里 封存着朋友间的情谊。 “双沟大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西作家黄树芳送我的。当年去山西组稿, 黄树芳是大同矿务局宣传部长,后调任平朔露天煤矿工会主席。那时的“双沟大曲” 在国内很盛行,该品牌酒仍需凭票供应。前些时去山西朔州,大老晚了还到宾馆来 看我。老大哥雪染双鬓,慈眉善目,虽已退休,仍然精神抖擞,见到我老婆一直在 说:很好,很好,祝你们幸福!黄大哥在山西作家群中和煤炭系统口碑极好,他和 善厚道,从不张扬,总是为别人着想,总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富裕老窖”产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富裕县,是地方名酒。1989年初我和同 事一同到齐齐哈尔出差,去克山县时路过富裕县,想到以后难得再来,特意停车买 来做纪念。那瓶酒二元钱左右,时隔二十多年,那个陪同我们的女孩子竟然成为了 我的老婆,这瓶“富裕老窖”自然成为我俩结缘的纪念,意义非凡了。我们相约: 如果我们三十年后还活着,就把它共同喝了。 当说到那几瓶“沱牌曲酒”时我黯然了,八十五岁的老岳母用探寻的眼光看着 我,我稍微镇定了一下,心情仍很沉重。这“沱牌曲酒”是一个系列,1990年初到 四川参加“金华山笔会”,结识了时任副市长的李太银,他看我喜欢酒,说“沱牌” 酒厂的厂长李家顺是他的好朋友。于是就带我一同去了沱牌酒厂,李厂长很高兴见 到一位喜欢酒的文化人,就爽快地送我两套系列“沱牌曲酒”。回北京后,我邀朋 友喝了一套,另一套作为珍藏。多年后,我偶然听说李太银因经济问题锒铛入狱, 我愕然!李家顺呢?我问。李家顺还在沱牌酒厂,现在是董事长了,隔段时间就会 去探望李太银。我想念我的朋友,感念我的朋友李家顺的行为品德!于是我便萌发 了一个愿望:有一天我会带着这套“沱牌曲酒”去见出狱的李太银,邀上李家顺, 老朋友聚在一起一同把它喝了。 那件盒装“茅台酒”是我茅台酒系列中的一瓶,1988年我在茅台酒厂得到了一 套茅台的系列酒,但这一瓶的酒瓶有裂缝,酒挥发了大半,我的茅台酒系列断了, 这对藏酒人来说是很尴尬的事情。多少年后我在办公室聊起这件事还很纠结,调侃 说,有机会一定要找茅台厂换一瓶。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的同事王朝垠大哥的遗 孀——我现在的同事苏巧琴大姐第二天就拿来了一瓶茅台酒,正是我说的那种。她 说:这就是你们一起带回来的,其他的朝垠生前都喝完了,正巧剩下这瓶,送给你 吧,反正也没人再喝了,你收着也是种念想。我感到它太过于珍贵了,有些难以承 受,但我还是接受了巧琴大姐的盛情。它立在酒柜里似乎是朝垠的存在:你小子可 不要忘了我哦! 那瓶三十年的“老白汾”原来是一样两瓶。 1990年刘心武在《知音》连载一部中篇小说,被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看中,欲 请心武编剧,心武指定了我,于是在约定的下午二点到“中心”驻地虎坊桥接洽。 因时间尚早,想起了老领导李清泉就住在甲十五号,就顺便上楼探访。老李刚吃过 饭,老伴儿在收拾饭桌,我的登门使他稍觉意外,旋即就非常高兴了。他把我介绍 给老伴儿,给了我很多的溢美之词。待老伴儿重新将饭菜摆好,他说:“青风,喝 两杯?”赶上吃饭,很不好意思,还喝人家的酒。老李接着劝,“我刚喝了点儿, 陪你再喝两杯。”说着,把一瓶“五粮液”盖儿旋开让我看。我知道老领导喜欢 “喝一口”,但从未同桌,想想也难得一次,就应允了。 我们老少俩坐下对酌,话题自然就回到了《人民文学》。不想老领导曾经对我 有过看法,说我不该拒绝他的好意,不到办公室当主任。话匣子打开,话题就“意 识流”了:说到了1957年前后,说到了黑龙江和《小说林》,说到了《北京文艺》 (《北京文学》的前身),说到了王蒙来《人民文学》的前后,直到从“文学讲习 所”(后改为“鲁迅文学院”)离休,都是我们的话题。老李娓娓而谈,并无顾忌, 我倾心地听着,偶尔插话提问,竟忘了自己是去“中心”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