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那天一进教室,就感觉气氛不对,本来我提前了十三分钟到,教室里居然坐得 满满当当。天气凉,他们都穿得臃肿,黑乎乎的格外压抑又格外整齐。我一出现, 全张着脸望我。我有点糊涂,这是怎么了?再看每人桌前都端端正正摆着纸笔,忽 然想起,是我说的今天“考试”。虽然之前早交代过,考试只是用一节课时间,写 一篇作业,题目也是和他们再三商量过,开始是“火车”,有人说没坐过火车,最 后改成“车”,有人说,车太不好写,最后的题目是“车或者其他”。 至于这么紧张吗?我问。平时的幽默感全没了,个个好像很怕被我误导迷惑, 不管我说什么都百毒不侵,端坐不动,似乎我会忽然变脸,发布什么刻薄刁难的决 定。 上课铃一响,下面奋笔疾书。度过了这学期绝对安静、绝对鸦雀无声的四十分 钟。铃再响,有人看表,有人擦涂,有人翻来翻去再三核对,都舍不得把那张作业 交上来。 直到手上没有那张纸,他们才会笑了,胳膊腿都能舒展,恢复了正常年轻人的 全部活力。我说,谁想把一件本不重要的事搞得煞有介事,那就是考试,它可真不 是个好东西,我算是长见识了。 正是在我们考试这天,班长提醒:大伙都听好了,咱就是挂科了也不能作弊。 他指的是后面的几科闭卷考试,又开除又记过的强调了几遍。 寒假期间,看到《南方周末》上一篇安徽高中生的文章《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 》,我绝对赞同这说法。 困惑是双重的,有他们的困惑,也有我的困惑。 接近200 八年末,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已经很突出,未来的不可预料增加了学 生的担忧,而作为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学生,高考的痛苦折腾还没过去,他们还想 享受一下忽然解放了的轻闲。这样,他们的心态是既想悠闲又很不踏实。接近期末, 我问他们有什么困惑。 一个同学的回答是:为什么到了大学里安静下来看书的时间反而太少,为什么 对学习没了以前的热情,为什么再也没有紧迫感,虽然明知将来就业形势不好,为 什么开始喜欢和适应在外面吃饭喝醉唱歌? 另一同学说:很多时候,我的想法很少纯粹是自己的,大多是外界给的,有时 候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容易受别人影响,听说看的书多了,人就充实,但 有些人书看多了就变得极端了。 第三个同学回答:我觉得从小到大生活平平淡淡,没有精彩的内容,没有经历, 觉得自己空空的。 放假前,遇到去买棉衣的学生周坤婷,她问我:在大学里能学到什么?将来能 做什么?自己心里一点儿也不知道,很糊涂。 这个学期,三次遇见。六届的同学邓伯超,我还清晰记得他读大一的时候,在 课上发言,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蛊惑仔》,他家乡的学生们都崇尚蛊惑仔,引起 哄堂大笑。现在他已经大三了。一次他在校邮局门口架机器,看见我,笑笑。另一 次,还是正跟几个人一起忙着弄三脚架,没看见我。十二月去旅游学院报告厅的路 上碰见他,那天我参加朗诵,他做摄像。虽然是晚上,我还是明显感到他的情绪低 沉郁闷,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赶路,他身上机器电线的,挂了不少。后来我问, 课程紧?他说不。又过了一会儿,他主动说:真不知道能学到什么,越学越没信心, 没有方向,有的老师上课……我看老师自己都不懂。然后还是沉默。到了报告厅, 他说老师我去干活了。我看他闷头架机器,人忙起来情绪会显得好一些。大四同学 告诉我说,现在班上的男生有两种,脸黑黑的整天拍片子,脸白白的整天玩游戏。 一个学期下来,我在检讨我自己,我给了他们很多新鲜东西,但是,建树太少, 没有巩固的时间,三个多月太短促。还有,我以为我给了他们,究竟有多少能被他 们接受?进入2009年,见到余青娥,她问我:老师说生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接受 什么,那得多大的勇气和坚定啊。我在想,我还应当有新办法,用好我有限的时间。 同时,我也很清楚,他们眼下最想要的就是怎样就业,怎样顺利轻松地融入这 社会,怎么样过上最好的生活,我不能给他们这个。我能给的也许恰恰不是他们现 在正想要的。 我理解的教育是应当有承继性的,有相对一致的基准线,可是,我没在他们身 上看到这个基准。而他们又太需要成功了,这成功甚至应当最快速最简捷地能获得。 而我自以为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他们,结果会不会恰恰相反?假如,他们真的 接受了我的影响,一旦离开这间教室和大学校园,很可能瞬间就被现实击溃。我的 所有心思和努力,也许正在让他们变成一个个痛苦的人。 在吊着明晃晃日光灯的教室里,我和学生们度过了2008年度的六十五个课时, 然后,他们再去其他教室听其他老师的课,然后,三年一眨眼,各奔东西。再然后 就完全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