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与父亲，从没真正生活在一起。一般讲，我只在春节会见到他。

    他是本村早期的大学生，考到南京念大学，继而分配在那里工作，颇为荣光。
重要的城里的工作使得他只在春节才能回乡。本地还有另一个在南京军区工作的人，
他们两个一回来，就过年了。整个正月，他们两个与村里的书记、会计、赤脚医生、
小学校长等有头有脸的人，会被人们邀着吃“春子”，从初五吃到正月半，经常一
天两顿。他们在人家的堂屋里伸手伸脚地围着八仙桌坐着，喝酒、打牌、交换各自
的烟、谈论国家大事。

    再冷的天，父亲都穿毛料的衣服；那个军官，则是威风凛凛的制服。他们从不
穿棉袄，看上去比当地的任何人都单薄，可这是气派和合适的，大家都一致同意：
城市的人，是不怕冷的。这正是城市人漂亮的地方。

    父亲死后，七七第四十九天，家里人请人放焰口，并烧掉他的许多东西。全是
从南京收拾回来的，大部分我都没有见过，那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物件，一个活了
四十四岁的男人，半生的家当。奶奶再次哭得昏过去，姑姑们闭上眼淌泪，妈妈要
张罗饭菜，便由我主要负责烧东西。俄文字典、围巾、画报、小木摆件儿、塑料杯。
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件羽绒衣，两面穿，一面银灰、一面褐色，十分肥厚。真好烧
啊，一扔到火里，羽毛们就砰地炸开来，热气烘烘。我惊讶得忘记了心疼。想起父
亲每年回乡过年，乡下那么冷的三九四九天，他从来没带回过这件羽绒衣。他是对
的，他表现得像一个漂亮的城里人。大家至今都记得他穿毛料服，裤腿上两条线。

    所有那些春节期间，我与父亲，说不了几句话。有那么几句，竟也记得。

    我家有个习惯，一到春节，就替四周的邻居写对子，早先是爷爷，他做过私塾
先生，写得端正老实，全是妇孺皆知的老派对子。后来爷爷老了，或者也未必是老，
总之，换成父亲写了。父亲喜欢这个角色。他把家里装糖果的瓷罐子拿出来调墨汁，
把方桌上全部的东西都拿到别处，架势很大。倘若邻居没有特别指定，他便玩乐，
自作主张改动上下联的几个字，让人念得半生不熟，或另取唐诗、录古句。有时也
写新编的。歌颂农村风貌的那种，是广播里报的，他注意听村广播站的内容，却一
边听一边哈哈地嘲笑。他还会给对联加“裱”，抓起一张报纸，随意地团成一个团，
然后蘸着金黄的调料，在对联边沿整齐地印上一朵朵花，挺绝。不过他有分寸，不
会在人家堂屋、正门的对子上游戏。

    有一次，写到“春风和煦×××”，他问前来取对联的小个子男人，指着第四
个字：“认得？”“不，怎么可能认识呢。”矮小的邻居高高兴兴地摇头。“你呢？”
父亲问我。

    三年级的我紧张起来，父亲从来没问我的成绩，我考的许多一百分他从不知道，
三好生等许多的荣誉……我常常感到分享的人很少。可是，这个字偏巧我不认识。
父亲没做声，继续写，也不教我，邻居打招呼走了他也没停。那整个半天我怏怏不
乐。我其实并不真想在父亲面前显得多么出色，但我生气他如此没有道理的考验。
这种随心所欲，让我感到莫大的生疏。

    我一直记得那个半草的“煦”字，大红的纸、黑墨。我到现在都不喜欢这个字。

    除夕前全家大扫除，他只负责一件事，替大家擦皮鞋。他很有兴致，一只只先
抹去旧灰，接着，浓浓地上油，放着，“养”一会儿。然后找来一小块旧的真丝布，
紧贴着皮面不要命地飞速地抽动。再旧的皮鞋，这样子一弄，都亮得惊人，他快活
地把一家人的皮鞋排在一起。浓浓的鞋油味，非常洋气地往鼻孔里钻着。大年初一，
我穿上他擦过的红色猪皮鞋，然而这鞋子是上一年买的，我嫌小了，有些挤，只穿
了小半天，便换下来了。他竟不高兴了，像嫌弃乡下孩子似的：“最起码的……一
个人，要学会穿皮鞋……”

    我那时不大清楚、到现在也不以为然，一个人。会不会穿皮鞋，有什么要紧之
处。有一点，现在我擦皮鞋，跟他的习惯一模一样。尤其是最后一道，真丝布与皮
质之间的摩擦速度，我相信那对于皮鞋的亮不亮，很关键——这些所谓的细节，在
别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提，也并非说我多么珍惜，但我与父亲所打的交道实在太少，
况且，童年的事，一旦记上，就一直记着了。

    正月里，父亲几乎每天都打牌到很晚，摸黑回来，还有酒气，裤口袋里乱糟糟
的，全是牌桌下来的零钞。他早上起得很迟，替他准备的四只水浦蛋，热了又凉了。
如果这天没有人请“春子”，吃午饭时他就跟我们一起。他不太说话，很快吃完，
用一条手绢擦擦嘴，然后到外面，到光秃秃的晒场上转圈子。他一出门，我才开始
真正放松地吃起来，让妈妈给我拣瘦肉，嚼出声音，添好几碗汤。我不习惯他在我
家的饭桌上，有他坐着，我吃不好。

    实际上我相当地怕他。我记得他曾经打过我，就在短暂的寒假里。某天，奶奶
母亲忙碌着做鱼做肉时，我吃了一块她们熬出的油渣。不巧，却是块嚼不烂、咽不
下的油渣，我刚要吐掉，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后面，严厉地命令我一定要吞下
去。我嚼了又嚼、咽了又咽，却还是难以下咽。七八岁的我很快哭起来，父亲继续
骂我。他甚至踢我，用他的皮鞋踢我的腿。可能并不是真踢。因为并不怎么疼，可
我被那没有缘故的责难给打蒙了，实实在在地惧怕起父亲，我巴望着他赶紧回南京。
我不要过年。

    这一块我无法吞下的“油渣”，曾被我隐约地写进一篇小说。我本不该这么利
用这个私人细节，可我没忍住。

    再长大一些，我了解到更多父亲的事情。这虽然并不能够使我轻易地谅解父亲
当时用皮鞋踢我的事情，但我可以宽容地推测：每一个回乡度假的春节，他是不快
活的，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体恤他——他在南京另有他的生活，他正周旋于他的个
人欲望之中。他看到老家、看到我母亲，是气恼与回避的。他是借“油渣”拿我撒
气；可能，他也生气我对他的不亲昵。再进一步说，他跟我一样、跟母亲一样，也
是一个没有体会到天伦之乐的人，他同样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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