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如果说，曾公的言行举止，与其所遇时代、所处社会、所受教育完全统一、若
合符契的话，那么，张公则在许多方面恰相背离，甚至截然相反。为此，人们总是
觉得，这位“状元实业家”身上充满了谜团、悖论，从而提出大量疑难问题：——
张謇四岁至二十岁，从名师多人，读圣贤之书，习周孔之礼，可说是浑身上下，彻
头彻尾，浸透了正统的儒家血脉。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由封建社会按照固有模式陶
熔范铸的中坚分子，怎么竟会走上一条完全背离传统仕途的全新道路？岂不真的应
了那句俗话：“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明清两朝制度，非进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出身不得做宰相。而历经
千辛万苦终于攀上科举制金字塔顶尖、获授翰林院修撰的状元郎张謇，距离相府、
天枢已经“近在咫尺”；可是，他却弃之如敝屣，意外转身，掉头不顾，追逐“末
业”，从“四民”之首滑向“四民”之末，究竟是为了什么？

    ——作为一个半生困守书斋、科场的标准儒士，张謇何以没有拘守传统士人每
在行动之前必找道义依据的思维模式，没有变成意志薄弱、百无一用的迂腐书生，
却成长为洞明世事、识见超群、大有作为的栋梁之材？

    ——存在决定意识。晚清的维新思想家、洋务派，大都受过“欧风美雨”的熏
陶，具有国外留学或出使的背景；而张謇一生大部时间偏处通海一隅。那么，他的
新思维、新思想、新眼光，是怎么形成的？

    ——封建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老成持重，“不为天下先”，重性理而轻经
济，尚虚文而不务实际；而张謇不仅勇开新路，特立独行，并且脚踏实地，始终专
注于经世致用，这又是怎么回事？

    那天，我们到海门市叠石桥参观，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绣品市场。沈寿园里，绣
女们在全神贯注地穿针引线。我惊喜地发现，一位女工正在绣着张謇的大幅肖像。
在盛赞其精美绝伦的绣功的同时，我凝神静睇张公的眼睛。记得他曾说过：“一个
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
的眼光。”为此，我想透过绣品，寻索他的特异眼光，进而搜求某些答案。可是，
看来看去，也并未发现有什么迥异凡尘之处。原来，目光、眼力也好，视野也好，
说到底，都是一个识见问题。有了超常的识见，才会有超群的智慧、勇气与毅力。

    世间种种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其实，它的背后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以人生
道路抉择、人的种种作为来说，那个所谓的“冥冥之中看不见的手”，总都植根于
自身素质、社会环境、文化教养、人生阅历诸多方面，并以气质、个性、文化心理
结构形式，制约着一个人的进退行止，影响着人生的外在遭遇。

    张謇出生于江海交汇的海门。这里天高地迥，望眼无边，视野极为开阔。而居
民均为客籍，来自江南各地。江南为吴文化区域，是东西方文化汇接的前沿地带，
尽得风气之先。这些移民原本就思想比较开放，具有一定的市场观念、商品意识；
而移居到“江海门户”，沙洲江岸的时涨时坍，耕田方位的忽北忽南，生涯迭变，
祸福无常，更增强了忧患意识和顽强拼搏精神，练就了善于谋生、勇于自立的本领。
这些特征，在张謇父亲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儿子四岁时，他就将其送进私塾，延聘
名师调教，激励其刻苦向学，成材高就；但他又有别于一般世家长辈，十分通达世
务，晓畅经营之道，看重经世致用，诫勉儿子注重接触实际，力戒空谈，经常参加
一些农田劳作与建筑杂活，使“知稼穑之艰难”。人是环境的产物。张謇从小就浸
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又兼乃父的耳提面命，身教言传，为他日后养成开拓的意识、
坚毅的性格、务实的精神，进而成为出色的实业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謇从小就坚强自信。一次随祖父外出，过小河时。，不慎跌落桥下。祖父惊
骇中要下水把他拉起，他却坚持自己爬上岸。说“要自己救自己。”一天，塾师的
老友来访，见天色转暗，便顺手燃起红烛。客人见张謇在侧，有意考考他的文才，
遂以红烛为题，令他用最少的字句作答。张謇随口说出：“身居台角，光照四方。”
还有一次，塾师正在给张謇讲书，见门外有骑白马者经过，便即兴出句“人骑白马
门前过”，张謇对日“我踏金鳌海上来”。看得出他自小就志存高远，吐属不凡。

    在读书进学方面，张謇也有其独特的悟性。他熟谙经史，却不肯迂腐地死守章
句，而是从中摄取有益养分，充实头脑。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有些合理内核是可
以超越时代，成为现代精神资源的。比如，儒家所崇尚的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
兴亡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就在张謇身上深深扎下了根。在他看来，儒学本身，作为
一种文化积淀，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以策应世变之需。为此，针对孔孟的“义
利之辨”，他提出了“言商仍向儒”的新思路一着眼于国计民生，坚持诚信自律的
伦理道德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返本回馈思想。他鄙视传统士人脱离实际、徒尚空
谈的积弊：“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骛此，谁与谋生？”主张“学必期于用，
用必适于地”。在一次乡试答卷中，他说：“孔子抱经纶万物之才”、“裕覆育群
生之量”，亦尝为委吏、乘田之猥琐贱事，而且，务求将会计、牛羊管好，“奉职
惟称”，做“立人任事之楷模”。抬出圣人来，为自己的论列张本。

    张謇平生经历曲折复杂，活动范围广泛，兼具晚清状元、改革思想家、资本主
义企业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动家和幕僚、翰林、政府官员多种角色，“崛起于
新旧两界线之中心”，而能“适于时代之用”。就身份类型来分，他属于行者，而
不是言者，但他的许多论述十分精当，而且富有实践理性。他善于融合各种角色及
其资源于一体，将中国古代士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关心民瘼的优良传统，同西
方工业文明中的创新、进取、务实精神结合起来，将道德规范置于现实功利之上，
并和物质生产联系起来，摸索出一种新型的中国实业家精神。

    统观张謇一生，有三个重要关节点。对其人生道路抉择影响至大。概言之，敞
开了一扇门——实业报国之门；堵塞了两条路——科举与仕进之路。

    张謇走出国门，前后不过三次。年过半百之后，分别参加过大阪、旧金山博览
会；二十九岁时，随吴长庆赴朝参战近四十天，经受磨炼最多，获益也最大。光绪
八年（一八八二年），清朝藩属朝鲜爆发了反抗封建势力和日本侵略者的“壬午兵
变”，日驻韩公使馆被烧，日本借机出兵干预。吴长庆麾下的庆军，奉命援护朝鲜，
张謇以幕僚身份随行，“画理前敌军事”。处此形势危急、列强相互争夺的远东焦
点，干戈扰攘、樽俎折冲之间，最是年轻人磨砺成才的大好时机。其间，通过与朝、
日众多官员、学者交流政见，切磋时局，增广了见闻，弥补了旧有知识的缺陷，形
成了纳国事于世界全局的崭新视野。而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进行社会改革，殖产兴业、
富国强兵的经验，更使他耳目一新，于国内洋务派一意趋鹜西方“利器”、“师敌
长技”之外，找到一条全新路径，使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历史现象充满了偶然性。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对于张謇来说，是极不
寻常的一年。连续三起重大事件筑成了他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他从十六岁考中秀才，
后经五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三十三岁才有幸中举。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尽
遭挫败。至此，他已心志全灰，绝意科场。这一年，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设恩科会
试，他本无意参加，但禁不住父亲和师友的撺掇，才硬着头皮应试。结果状元及第，
独占鳌头。当师友们欢庆他“龙门鱼跃”时，他却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他没齿
难忘：科举之路上二十六载的蹉跌颠踬；累计一百二十昼夜“场屋生涯”的痛苦煎
熬——_ 那时的考棚窄小不堪，日间躬身书写，夜里蜷伏而卧，炊茶煮饭，全在于
此。“况复蚊蚋啧肤，熏蒸烈日。巷尾有厕所，近厕号者臭气尤不可耐”。日夜寝
馈其间，导致经常伤风、咳嗽、发烧以致咯血。且不说科举制、八股文如何摧残人
才、禁锢思想，单是这令人不寒而栗的切身感受，已使他创钜痛深，从而坚定了创
办新式学堂、推广现代教育的信念。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蕞尔小国”面前，“泱泱华夏”竟然不堪一击，
遭致惨败，随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惊悚、觉
醒，改弦更张，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他对晚清积贫积弱的根源做如下剖析：中国
之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
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国威丧削，有识蒙垢，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
以已”。于是，决计抛开仕途，走实业、教育兴国之路。

    紧接着，他的父亲病逝，循例“丁忧守制”，解职还乡。这为他脱离仕途、偿
其夙愿，提供了一个充足理由和上好机会。

    第三个关节点，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伊始，在慈禧太
后操控下，恩师翁同和被黜，“开缺回籍，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事
对张謇刺激极大。他们交谊三十年，“始于相互倾慕，继而成为师生，终于成为同
党”，患难与共，至死不渝。对于两朝帝师、官居一品的资深宰相，做如此严厉处
置，为有清一代所仅见。这使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因而“忧心京京”，
心灰意冷。生母临终前谆谆告诫的“慎勿为官”的遗言，仿佛又响在耳边。面对帝
党、后党势同水火，凶险莫测的政局，“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在人生道路抉择问题上，张謇是慎重、清醒、谋定而动的。病逝前一年，他曾
回顾说：经“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
为个人私利而贬，謇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所决，遂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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