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这个二哥,乃伯父的长子。这里补充一句:因为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比较 讲究,就把我们堂兄弟四人以长幼为序排列起来,我二伯父的儿子树盘年龄最长, 故为老大,大伯父的次子树荣为老三,而我这个独生子因为年龄最小,就成为老四 了。二哥也是儿时聪颖,少年有为,加上伯父望子成龙心切,精心予以培养,故得 以就读正规学校,按部就班地从小学升入中学。初中毕业后,因时局动荡,未升进 高中,遂遵照父命,考入了那所当年苏北的最高医学学府——清江医士学校。老实 说,由于中国医学教育不发达,那时的医士学校毕业生,比现在的医科大学本科生 还吃香。二哥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徐州、清江或县城的大医院做一名正式医生;可是, 他也是生不逢时,学校毕业之日,便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强盗于 九一八事变鲸吞我东三省之后,仍贪心不足,又将他们的魔爪伸向我广袤的神州大 地,企图侵占我全部锦绣河山,继华北失陷之后,苏北的主要城镇也很快地沦入敌 手。因此,二哥所曾向往的大城市大医院已经根本无他容身之处,迫于无奈,他也 只好留在伯父的诊所里暂时栖身,伺机而动。 二哥的到来,使得诊所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因为凭借着他的现代医学理论知识 和他在学校时的实践,医治农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对某 些疑难疾病,他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再加上他及时治愈了几位病危的患者, 一下子便名声大振,人们争相传告:“农民诊所”来了一位大医生,其医术高超, 可以药到病除,真“妙手回春”也。于是,方圆几十里的患者,闻讯都云集到伯父 的诊所中求医来了,人们竟把这个小诊所誉为“邳县小‘协和”’。伯父的事业一 时几乎达到了顶峰。 那时,全国都在兵荒马乱中。但由于我们家乡这个地方偏居一隅,敌人鞭长莫 及,相对地有少许平静,伯父事业暂时的“发达”,导致我们家也出现了某种“繁 荣景象”。当然,我们母子因和伯父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也跟着一同沾光,享受 着丰衣足食的愉悦。 说起我们母子和伯父聚居在一起,还有着一段悲痛的渊源。在我刚刚出生不久, 为家庭分家一事,我的父亲和伯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伯父凭着长兄的权势,对父 亲进行了严厉的要挟与斥责,令一向老实敦厚的父亲实在难以忍受,在一时的愤激 之下,竟然以自杀表示对哥哥暴戾行为的抗议。父亲的遽然长逝,令我年轻的母亲 痛不欲生,同时严词斥责伯父的薄情寡义;理屈词穷的伯父,也因而幡然醒悟,愧 悔无及。作为对逝者的一种补偿,伯父便将孤苦伶仃的我和母亲,收留在大家庭中 共同生活。也许同样是出于某种自责吧,从此伯父对我也另眼看待,格外怜惜,呵 护有加,所以我们母子才能得以和伯父的家人共享他事业发达的荫泽。在以后悠长 的岁月中,伯父一直善待我们母子,因此,我对他又心存感激。此是后话。 但是,好日子并不长久。日本鬼子在占领苏北的一些城镇等交通要津之后,又 将铁蹄踏向广大的乡村,他们经常用“清乡”和“扫荡”的手段,对老百姓进行烧 杀抢掠。我们的家乡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在劫难逃。因此,人们经常处于一夕数 惊的紧张状态,时刻准备着“逃反”。有一次,在大年初一,日本鬼子和那些为虎 作伥的伪军突然下乡扫荡,我们只得舍家出逃,就是在远离家园的异乡野地里过的 年。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出于他们罪恶的本性,偏偏不让中国老百姓平平安安地过 一个春节。在此情况下,谁还顾得上诊病疗伤?我伯父的诊所因而处在半停顿状态。 由于病人骤减,经济上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可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便出现了转机。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过来了, 与鬼子和汉奸展开了游击战。人民子弟兵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神出鬼没、英勇善 战,居然打得小鬼子龟缩在城镇的碉堡里不敢出来。因此,老百姓又能够正常地生 活了。当然,求医治病的人也多了起来,伯父的诊所又进入忙碌状态。这种忙碌有 两个原因:一是,鬼子兵随意放枪鸣炮、野蛮屠杀,给人带来了许多意外的创伤; 二是,新四军与敌军频繁作战,负伤的指战员也日渐多了起来。伯父虽是一个旧社 会出来的医生,却很有爱国情怀。他经常这样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难当 头,抗日救国责无旁贷,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受害同胞治病,特别要为抗日军人及时 疗伤。”我二哥也是热血青年,怀一腔爱国热情,对日本鬼子的暴行早已恨之入骨, 伯父的话自然完全遵从。于是,新四军的伤病员不断地转到诊所中来。伯父父子都 是来者不拒,用最好的药、最有效的办法及时、精心地进行疗治,从不延误。不仅 如此,我们家还经常成为新四军伤病员养伤的地方。因为诊所只有两间诊室,无法 收留病人住院。一般患者进行门诊后即行离开,回家或借住在亲戚家中继续诊治; 而新四军的战士是无家可回的。于是,我们的住房便成为临时病房了。我记得有过 不少时日,我和母亲、伯母以及姐姐们挤在一间小房内,把卧室让给负伤的战士治 病养伤。有一次,新四军的正规军和日伪的大部队在我们家乡附近打了一场恶仗, 由于我军作战英勇,敌人被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但是,我军也有很大的损失, 伤员很多,伯父的医院一下子接受了一大批伤员,伯父和二哥努力安排治疗,但是 病房太少,不敷应用,于是,伯父便动员我刚刚结婚的三哥、三嫂把新房腾让出来, 让较重的伤员住了进去,三哥夫妇也自觉地遵从父命,毫无怨言。当时,因为伤员 们行动不便,我们家人(包括我和姐姐、嫂嫂)经常为他们端茶倒水,洗衣浆衫, 彼此都看作是自家人,无拘无束,亲密无间。那种军民鱼水之情,至今仍然给我留 下美好的印象。 由于有了这些作为,伯父和二哥无形中和人民子弟兵的关系拉近了。不仅和部 队的指战员亲密相处,而且和共产党抗日政权的领导也过从甚密,他们都把伯父父 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在一起谈笑风生,亲如一家。我就亲眼看见过,有些年轻的有 知识的军政领导,常常和二哥抵足而眠,长谈竟夜。所以,在我们边区抗日政府遵 照党中央的英明指示,建立“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 子大体占三分之一,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的参政会时,我伯父毫无疑义地以 爱国的开明士绅的身份被推选为首届参议员,非常隆重地被请到边区政府所在地, 和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进行参政议政,商讨抗日救民大计,体现出当年 共产党言行一致地履行民主团结政治的博大胸怀,和认真实践组建联合政府的决心。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伯父第一次参加参政会回来时,手里捧着艳红的“参议院” 证书,胸前的衣襟上别着“参议员”红色签条。是的,他是在显示其参政的荣耀。 稍事休息之后,他便和一些好奇的亲朋好友、南邻北舍,畅谈参政会上的见闻,大 讲他如何受到共产党高官的礼遇,怎样和边区领导握手言欢、促膝谈心、共谋边区 抗日政府民主建设的盛况;此外,他还畅谈了国内外形势,我军胜利的前景,欣然 以抗日人员自居。我们子侄辈当然亦感同身受,欢欣鼓舞。在这样的氛围下,二哥 甚至萌生投“医”从戎的念头,而且也得到伯父的首肯。伯父说:直接到部队里去 也好,那里更需要医生,更有利于杀敌报国。但二哥的这个良好愿望,却被当时的 县委领导劝阻了。他们认为:敌后的形势微妙而复杂,程先生现在的身份和位置对 抗战更为有利。二哥也就没有坚持。 但是,伯父的二女婿的这个愿望却实现了。 伯父有两个女儿,老大(我称为大姐)老实敦厚,拙于言辞,嫁给距我们村庄 不远的汤家楼的一户殷实的农家;老二(我称为二姐)天生丽质,知书达理,自小 便备受伯父的宠爱,长大成人后,经过伯父亲自挑选,物色了一个门当户对、才貌 双全的夫婿。我的这位二姐夫家住古邳(古时的邳州旧城,又称“旧州”),也出 身于当地的一家望族,系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志向远大,中学毕业后,只是 因为受时局的影响没有能够继续深造,但其在校时品学兼优的名声,到处传播,所 以能够得到伯父的青睐。他同样也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为权宜计,当时屈居在一 家私营企业做职员。他对日本强盗侵略我国并残杀我无辜同胞,早已义愤填膺,曾 再三表达希望奔赴前线请缨杀敌。只是因为家里有老母弱子,特别是和二姐感情甚 笃,难以离舍,心里十分矛盾。伯父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向女儿晓以大义:大敌当 前,忠孝不能两全,应以国事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年轻人应该为国效力! 同时答应:今后将尽力照料他们一家的生活,以解除二姐夫的后顾之忧。伯父的态 度,终于使二姐愉快地答应了丈夫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抗日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