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这个二哥，乃伯父的长子。这里补充一句：因为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比较
讲究，就把我们堂兄弟四人以长幼为序排列起来，我二伯父的儿子树盘年龄最长，
故为老大，大伯父的次子树荣为老三，而我这个独生子因为年龄最小，就成为老四
了。二哥也是儿时聪颖，少年有为，加上伯父望子成龙心切，精心予以培养，故得
以就读正规学校，按部就班地从小学升入中学。初中毕业后，因时局动荡，未升进
高中，遂遵照父命，考入了那所当年苏北的最高医学学府——清江医士学校。老实
说，由于中国医学教育不发达，那时的医士学校毕业生，比现在的医科大学本科生
还吃香。二哥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徐州、清江或县城的大医院做一名正式医生；可是，
他也是生不逢时，学校毕业之日，便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强盗于
九一八事变鲸吞我东三省之后，仍贪心不足，又将他们的魔爪伸向我广袤的神州大
地，企图侵占我全部锦绣河山，继华北失陷之后，苏北的主要城镇也很快地沦入敌
手。因此，二哥所曾向往的大城市大医院已经根本无他容身之处，迫于无奈，他也
只好留在伯父的诊所里暂时栖身，伺机而动。

    二哥的到来，使得诊所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因为凭借着他的现代医学理论知识
和他在学校时的实践，医治农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对某
些疑难疾病，他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再加上他及时治愈了几位病危的患者，
一下子便名声大振，人们争相传告：“农民诊所”来了一位大医生，其医术高超，
可以药到病除，真“妙手回春”也。于是，方圆几十里的患者，闻讯都云集到伯父
的诊所中求医来了，人们竟把这个小诊所誉为“邳县小‘协和”’。伯父的事业一
时几乎达到了顶峰。

    那时，全国都在兵荒马乱中。但由于我们家乡这个地方偏居一隅，敌人鞭长莫
及，相对地有少许平静，伯父事业暂时的“发达”，导致我们家也出现了某种“繁
荣景象”。当然，我们母子因和伯父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也跟着一同沾光，享受
着丰衣足食的愉悦。

    说起我们母子和伯父聚居在一起，还有着一段悲痛的渊源。在我刚刚出生不久，
为家庭分家一事，我的父亲和伯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伯父凭着长兄的权势，对父
亲进行了严厉的要挟与斥责，令一向老实敦厚的父亲实在难以忍受，在一时的愤激
之下，竟然以自杀表示对哥哥暴戾行为的抗议。父亲的遽然长逝，令我年轻的母亲
痛不欲生，同时严词斥责伯父的薄情寡义；理屈词穷的伯父，也因而幡然醒悟，愧
悔无及。作为对逝者的一种补偿，伯父便将孤苦伶仃的我和母亲，收留在大家庭中
共同生活。也许同样是出于某种自责吧，从此伯父对我也另眼看待，格外怜惜，呵
护有加，所以我们母子才能得以和伯父的家人共享他事业发达的荫泽。在以后悠长
的岁月中，伯父一直善待我们母子，因此，我对他又心存感激。此是后话。

    但是，好日子并不长久。日本鬼子在占领苏北的一些城镇等交通要津之后，又
将铁蹄踏向广大的乡村，他们经常用“清乡”和“扫荡”的手段，对老百姓进行烧
杀抢掠。我们的家乡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在劫难逃。因此，人们经常处于一夕数
惊的紧张状态，时刻准备着“逃反”。有一次，在大年初一，日本鬼子和那些为虎
作伥的伪军突然下乡扫荡，我们只得舍家出逃，就是在远离家园的异乡野地里过的
年。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出于他们罪恶的本性，偏偏不让中国老百姓平平安安地过
一个春节。在此情况下，谁还顾得上诊病疗伤？我伯父的诊所因而处在半停顿状态。
由于病人骤减，经济上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可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便出现了转机。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过来了，
与鬼子和汉奸展开了游击战。人民子弟兵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神出鬼没、英勇善
战，居然打得小鬼子龟缩在城镇的碉堡里不敢出来。因此，老百姓又能够正常地生
活了。当然，求医治病的人也多了起来，伯父的诊所又进入忙碌状态。这种忙碌有
两个原因：一是，鬼子兵随意放枪鸣炮、野蛮屠杀，给人带来了许多意外的创伤；
二是，新四军与敌军频繁作战，负伤的指战员也日渐多了起来。伯父虽是一个旧社
会出来的医生，却很有爱国情怀。他经常这样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难当
头，抗日救国责无旁贷，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受害同胞治病，特别要为抗日军人及时
疗伤。”我二哥也是热血青年，怀一腔爱国热情，对日本鬼子的暴行早已恨之入骨，
伯父的话自然完全遵从。于是，新四军的伤病员不断地转到诊所中来。伯父父子都
是来者不拒，用最好的药、最有效的办法及时、精心地进行疗治，从不延误。不仅
如此，我们家还经常成为新四军伤病员养伤的地方。因为诊所只有两间诊室，无法
收留病人住院。一般患者进行门诊后即行离开，回家或借住在亲戚家中继续诊治；
而新四军的战士是无家可回的。于是，我们的住房便成为临时病房了。我记得有过
不少时日，我和母亲、伯母以及姐姐们挤在一间小房内，把卧室让给负伤的战士治
病养伤。有一次，新四军的正规军和日伪的大部队在我们家乡附近打了一场恶仗，
由于我军作战英勇，敌人被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但是，我军也有很大的损失，
伤员很多，伯父的医院一下子接受了一大批伤员，伯父和二哥努力安排治疗，但是
病房太少，不敷应用，于是，伯父便动员我刚刚结婚的三哥、三嫂把新房腾让出来，
让较重的伤员住了进去，三哥夫妇也自觉地遵从父命，毫无怨言。当时，因为伤员
们行动不便，我们家人（包括我和姐姐、嫂嫂）经常为他们端茶倒水，洗衣浆衫，
彼此都看作是自家人，无拘无束，亲密无间。那种军民鱼水之情，至今仍然给我留
下美好的印象。

    由于有了这些作为，伯父和二哥无形中和人民子弟兵的关系拉近了。不仅和部
队的指战员亲密相处，而且和共产党抗日政权的领导也过从甚密，他们都把伯父父
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在一起谈笑风生，亲如一家。我就亲眼看见过，有些年轻的有
知识的军政领导，常常和二哥抵足而眠，长谈竟夜。所以，在我们边区抗日政府遵
照党中央的英明指示，建立“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
子大体占三分之一，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的参政会时，我伯父毫无疑义地以
爱国的开明士绅的身份被推选为首届参议员，非常隆重地被请到边区政府所在地，
和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进行参政议政，商讨抗日救民大计，体现出当年
共产党言行一致地履行民主团结政治的博大胸怀，和认真实践组建联合政府的决心。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伯父第一次参加参政会回来时，手里捧着艳红的“参议院”
证书，胸前的衣襟上别着“参议员”红色签条。是的，他是在显示其参政的荣耀。
稍事休息之后，他便和一些好奇的亲朋好友、南邻北舍，畅谈参政会上的见闻，大
讲他如何受到共产党高官的礼遇，怎样和边区领导握手言欢、促膝谈心、共谋边区
抗日政府民主建设的盛况；此外，他还畅谈了国内外形势，我军胜利的前景，欣然
以抗日人员自居。我们子侄辈当然亦感同身受，欢欣鼓舞。在这样的氛围下，二哥
甚至萌生投“医”从戎的念头，而且也得到伯父的首肯。伯父说：直接到部队里去
也好，那里更需要医生，更有利于杀敌报国。但二哥的这个良好愿望，却被当时的
县委领导劝阻了。他们认为：敌后的形势微妙而复杂，程先生现在的身份和位置对
抗战更为有利。二哥也就没有坚持。

    但是，伯父的二女婿的这个愿望却实现了。

    伯父有两个女儿，老大（我称为大姐）老实敦厚，拙于言辞，嫁给距我们村庄
不远的汤家楼的一户殷实的农家；老二（我称为二姐）天生丽质，知书达理，自小
便备受伯父的宠爱，长大成人后，经过伯父亲自挑选，物色了一个门当户对、才貌
双全的夫婿。我的这位二姐夫家住古邳（古时的邳州旧城，又称“旧州”），也出
身于当地的一家望族，系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志向远大，中学毕业后，只是
因为受时局的影响没有能够继续深造，但其在校时品学兼优的名声，到处传播，所
以能够得到伯父的青睐。他同样也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为权宜计，当时屈居在一
家私营企业做职员。他对日本强盗侵略我国并残杀我无辜同胞，早已义愤填膺，曾
再三表达希望奔赴前线请缨杀敌。只是因为家里有老母弱子，特别是和二姐感情甚
笃，难以离舍，心里十分矛盾。伯父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向女儿晓以大义：大敌当
前，忠孝不能两全，应以国事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年轻人应该为国效力！
同时答应：今后将尽力照料他们一家的生活，以解除二姐夫的后顾之忧。伯父的态
度，终于使二姐愉快地答应了丈夫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抗日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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