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但是,这个“革命家庭”的好光景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在迅速变幻的现实生 活中塌陷了。 首先,伯父在“土改”中被划为了地主成分。其实,我们分家之后,伯父家里 没有多少田地,祖上留下的少许田产,由他的次子树荣(我叫他三哥)耕种。因受 时局所限,三哥没念几天书就辍学在家务农了,是个壮劳动力,经营家里那点土地, 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家里连个长工都没有雇,根本谈不上剥削:而且伯父根本 没有种过地,先执教,后从医,至多算个自由职业者。可那些“土改”积极分子们 都知道,伯父开了这么多年的医院,是有好多积蓄的。要想分他的“浮财”,不划 他地主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于是,他这个多年的老医生一下子就变成了“老地主”。 为了让他交出“隐藏起来”的财产,村干部竟然把他背剪双手吊在房梁上进行肉体 惩罚。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关键时刻,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这个曾经为抗战立功 并被推选为共产党创建的民主参政会的参议员说句公道话,这使老人大为伤心。 继之,我二哥树启在县医院也出事了。起因是他的婚外恋引发的。说起来这事 缘于伯父的错误。还在二哥上学期间,伯父就当家做主给儿子订了婚。根据媒人介 绍:对方乃殷实富户,其女有大家闺秀风范,一表人才。其时,二哥正在医士学校 谈恋爱,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可是,就在他一次假期回家的时候,伯父却要 给他举办婚事了。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还是很起作用的,尽管二哥再三表示反对, 却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屈服了,披红挂彩和新娘成了大礼。过了门的新二嫂, 更加使二哥失望。因为她不仅目不识丁,而且有着一双被缠成畸形的小脚,身材又 矮,眉目也不清秀,走起路来,像一柄短小的圆规在挪动。可当时的二哥,正是风 华正茂的时候,风度翩翩,仪表堂堂,一副风流倜傥的洋学生样儿,怎么能看得上 这样的媳妇?但那时婚姻还是很不自由的,迫于形势,他只好勉强接受这个痛苦的 事实。不过,这也埋藏下他们夫妻不和谐的种子。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二哥一直 有移情别恋的风流韵事,绯闻不断。当时正处在战乱期间,除了二嫂和他经常进行 一点醋性的争吵外,二哥也没有惹出多少麻烦。可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 是他已经成为国家干部,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无人过问了。谁知我的这位 风流成性的哥哥,偏偏不晓得个中的厉害,又在他所工作的县医院中与昔日的情人 鸳梦重温了,而且很快地被人发觉。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非正常爱情,是被人们看 得很重的,再加上他因为医术水平较高,平日便有点孤高自傲,动辄以权威自居, 以致和同事及领导的关系都不很和谐。事发之后,便被人群起而攻之。此时恰好又 碰上最高领导强调阶级斗争,。极左路线开始大行其道,因此,组织上对他的处理 自然也格外严厉——戴上“怀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回乡,由群众进行监 督改造。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此他闭门不出,似乎从人间消失了,直到他憋 屈得患了绝症而长眠于荒野。 祸不单行。我大哥树盘的遭际更不美妙。他在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后不久,因有 怀旧情结,厌战情绪,加上不习惯解放军的军营生活,便打报告要求解甲归田。上 级批准了他的要求,很快地他便从北京回到故乡来了。开始时他想今后一心务农, 终老田园,大有“不食周粟”之意。但他毕竟难比“夷、齐”,过不多久,因目睹 国家建设蒸蒸日上,万众一心向党,于是,就决心改变初衷,而积极投入到新的生 活中来。当地政府念他系起义人员,又有知识,很快地安排他到学校任教。由于他 工作认真勤谨,因而成为一名被人赞扬和尊敬的人民教师。他自己也沾沾自喜,经 常和妻子、儿女在家里弹唱平生最喜爱的京剧,自得其乐,心满意足。谁知好事难 以持久,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此后不久因胡风的私人书信被知情人揭发而引发的 “肃清反革命”运动到来时,他竟是重点“肃反”对象。原因是他在当时当地属国 民党军官官衔最高者,是“够线”的人,“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便牢牢地卡在他的 头上。 我的命运也在大学毕业的一九五七年逆转了。因为少不更事,在党进行整风的 大鸣大放中,我竟然说了几句不应该说的大实话,从而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然被 打入另册,紧接着,被有关方面惩罚性地分配到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进行锻炼 和改造,从此也进入生活的低谷。之后,凡有政治运动,“漏网右派”的帽子即毫 不客气地选择了我的脑袋。 ……于是,伯父引以为荣的这个“革命家庭”,便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加上 我的母亲在后来不知什么运动莫名其妙的“补课”中补上的富农成分,以我伯父这 个“地主分子”为首,我们家便“五类”(地、富、反、坏、右)俱全了。历史绕 了个怪圈,给我们家开了个严肃的玩笑。我开始朦胧地感觉到:当年我国社会上有 那么多“阶级敌人”就是这样“滋生”出来的。 在极“左”迷雾的笼罩下,遭受了无尽的屈辱和折磨,我的大哥和二哥相继去 世:我自己也蛰居北大荒不断地进行锻炼和改造,长期无颜回乡面对家乡父老;只 有伯父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苦熬岁月。 虽然革命热火朝天,但不少人那高昂的阶级斗争的激情,仍然抗拒不住病菌的 侵袭;缺医少药的烦恼,仍然困扰着家乡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不少乡邻感觉到,作 为一代名医的伯父,似乎还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有关方面经过不知多少次的磋 商,请示了多少领导,最后不知得到哪一级革命首长的批准,仍然要求已经是耄耋 之年的伯父继续行医,为人民诊病疗伤。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伯父本 来早已心灰意冷,熄灭此念,平日唯读书阅报、引逗孙辈以自娱晚年而已,现在突 然又让他重操旧业,实在不甚情愿。但他是个被专政的对象,革命群众的要求、领 导的指示还是必须执行照办的,因此又将诊所开张起来。由于他经验丰富,医术高 明,又治愈了许多病人甚至疑难患者,超过当时时髦的“赤脚医生”,甚至强过一 些公家开设的正规医院的医生。于是,他的名声又重新大震起来。此时,某些“不 识时务”的乡亲竟向政府提出要求:应该给程耀卿医生平反摘帽,以便他能够更好 地为老百姓服务。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这种“新动向” 除了进一步提高革命群众的警惕性,同时给伯父带来新的批斗外,还会有什么结果 呢?以后再有人向老头提及此事,他便向其拱手作揖说:你们还是让我过几天安生 日子吧! 至于后来他在那场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 他这样的“反动分子”所经受的苦难就毋庸多说了。用他在“十年浩劫”之后给我 写的信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一切,他说:这些年,我不知遭了多少罪、闯过多少 道鬼门关,才熬过这一劫,至今还能喘匀这口气,也算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