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青年时代开始,托尔斯泰就尝试着走社会改革和精神探险之路。他先在自家 的庄园试行改革,设计了一套改造计划。他遍访庄园附近多个村庄,从中挑选出最 穷苦的农户,前往送茅草、修房屋。那时他刚刚二十岁。十年过后,他又在庄园内 外为农民子弟创办了二十多所学校,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村里有一户寡妇,缺少 帮手,他就过去为她修炉灶,运柴草,干各种农活;那年村里发生火灾,他率先投 入火场,抢救农民财产;平时经常为穷苦农民播种,收割庄稼。俄罗斯著名画家列 宾有一幅名画:《托尔斯泰在耕田》,真实地再现了这位伟大作家体力的劳动场面。 罗曼·罗兰说:“托尔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人。”他长着一 副典型的乡下人面孔:宽阔的前额上横刻着两条弯曲的皱痕,眉毛雪白而浓厚;皮 肤饱经风吹日晒,粗糙不堪,与农夫并无二致。什么样的衣着都合他的意,什么样 的鞋帽他都可以穿戴。如果他与一个白胡子的用人并肩坐在马车上,若是不细心观 察,你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是伯爵,哪一个是车夫。 托翁长女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次,她在图拉排戏,看门人说,外面有一个老农 夫非得要进来看,大概是喝醉了。她马上猜着了来者是谁,赶忙出外去接。父亲笑 着告诉她:因为衣服不讲究,人家没瞧得起他。莫斯科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相距 二百公里,托翁常常徒步往返。肩上搭个口袋,夹杂在沿途流浪的人群里。在五天 的行程中,有时遇到火车站,他就在三等车厢候车室歇歇脚,喝点水。这天歇过了, 他信步走到月台上,正好一辆客车停在那里,眼看就要开车了,忽然听到有人招呼 他:“老头儿,老头儿!”原来是一位太太探身车窗外喊他:“快去女洗漱间把我 的手提包拿来,我忘在那儿了。”托翁急忙赶到那里,幸好手提包还在。“多谢你 了,拿着,这是给你的跑腿钱。”托翁从太太手中接过五个戈比,泰然自若地装进 了口袋。同行的一个旅伴问那太太:“你知道你把五个戈比给了谁吗?”当得知是 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时,女人说:“天哪,我这是怎么弄的!”而托翁却平静地目 送着远去的列车,坦然微笑着。 他把名利、财富、世间的一切诱惑,都看成是沉重的十字架。面对被饥饿、贫 穷、愚昧和奴役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农民,他发扬“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爱精 神,把民众的苦难当做自身的苦难:他为自己享有的物质特权,“心如火焚,几成 灰烬”。在严寒的冬天,他看见一个讨饭的村妇,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瑟缩在凛 冽的风雪中,想到自己住大房子,有皮袄穿,有鸡蛋吃,生活过得太舒适、太奢侈 了,感到深深的痛楚和羞愧。夏天闹饥荒,他痛苦地写道:“我们的餐桌上,有红 红的小萝卜,黄黄的奶油,烤得嫩嫩的面包,摆在干干净净的桌布上;园子里有花 草树木,我们的年轻女士们穿着薄纱衣裳,因为天气热自己却凉爽舒适而欣慰。可 是,那边农田里长满了藜草,土地龟裂,农夫农妇的脚上长着厚厚的茧子,脚后跟 在裂口、脱皮,牲口的蹄子在开裂……”写着写着,他伏案痛哭起来。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无比荒唐的:一面是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海量的钱财 耗费在无聊的演出、庆典、宴会上,一面是无数贫民饥寒冻馁、饿殍满地。他把这 种颠倒反常的现象称为人类的“疯狂状态”。他给家中唯一比较理解他的小女儿写 信,说:“一种需要在我心里非常非常强烈地增长着,即要求说出我们生活的全部 狂妄和全部卑鄙:在忍饥受饿、半裸着身体、满身虱子、住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的 人们当中,我们都过着愚蠢的奢侈生活。”于是,他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谢绝亲友间的一切应酬,不再出席贵族圈的社交晚会,他走进田野,同农民一样, 头戴草帽,脚穿桦皮鞋,随便找条带子扎在腰间,挥锄劳作。他辞退了家中的仆人 和厨师,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自己收拾屋子,生炉子,然后去井边汲水,装满木 桶运回家里;把长长的木头锯成小段,再用斧头劈开,堆成方阵;坚持自己耕地、 种菜、缝制皮鞋。在他看来,这样做即使不能获得心理学上讲的“受难快乐”,起 码可以减轻自己的内心痛苦与心理负担。 “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活,我们应 该去理解不属于例外的、不属于我们这些寄生虫的生活,应该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 的生活——那些创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们的生活。”在托尔斯泰之前,没 有一个贵族知识分子能够承认这一点。 但是,认识到生活的“不义”之后,能否抗拒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本身呢?如 果已经认识到生活的罪恶,依然心安理得地接纳它、享受它,那么,就比没有认识 到罪恶而生活在罪恶中的人还要可耻。托尔斯泰觉得,他正面临着这种可耻和伪善 的境地。 同底层民众接触得越多,对于他们的苦难,他便越是关心,日夜探索着消除苦 难的途径。过去围绕着他的大多是学生、作家、学者,现在到庄园来访的都是各类 劳苦农民,有的请他帮忙解决吃住难题、寻找做工出路;有的托他打通关节赦免 “罪犯”;有的向他反映本村不合理问题。他的家里成了救济所、避难窝、难民营。 参加社会人口调查,使他有机会真切地看到大都市贫民悲惨的现状。他号啕痛哭着 说:“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啊!这绝不能存在!”对此,罗曼·罗兰写道:“要不 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 —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作家在这里揭示出托翁痛苦存在的根源。 通过频繁、深入地接触普通民众,目睹俄罗斯民族的苦难,为千百万农民的悲 惨命运而痛苦、忧虑,加速了他在“真理之路”上的求索进程,净化了灵魂,为他 的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这时期他写出了《安娜·卡列尼 娜》、《忏悔录》、《复活》等传世名著,在控诉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中的寄 生虫”的罪恶的同时,也揭示了作家自身的彷徨、困惑以及对宗教的皈依。 而这一切,不仅引发了贵族农奴主的嫉恨,招致了沙皇政府的监视,也使他与 家庭特别是夫人索菲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造成心理隔阂,筑起了一道冷漠的 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