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着解脱之路。他认识
到,只有离家出走,才能摆脱上流社会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才能同这个“被疯狂
包围”的“老爷们的王国”彻底决裂。他说:“这个家每时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
使我哪怕连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过。”他的理想去处,是偏僻的
农村茅舍,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而这一切,都是家人、亲属所无法理解的。为此,
他在家里,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的状态,而且愈演愈烈。
辞世四年前,他曾写过一部《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遗著——日记》,其
中演绎了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有名的传说,写他决心舍弃一切,托着假名出走,终老
于辽远的西伯利亚。托翁之所以对此题材极感兴趣,是由于其中体现了他的心灵寄
托与价值取向。
实际上,他早就想离家出走了,二十多年来,先后逃离过三次。
一八八四年六月,在夫妻发生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他狠了狠心,决定脱离这
个家庭。但走到半路,当他想到惊慌失措的妻子可能会自杀,而她又即将临产……
出走的意念渐渐瘫软了。他宁肯悲叹着在一个仅仅是表面上共同生活的压抑屋顶下
苦挨,也不愿与儿女决裂,令妻子轻生,做一个铁石心肠的圣徒。于是,这次出走
便以人性战胜神性而落下帷幕。不久,他的最小女儿萨莎出生了。萨莎后来成了他
的思想行为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欣慰,仍在日记中写道:“我难
过极了……真不该回来。”此后,离家的念头一直在纠缠着他、折磨着他、苦恼着
他。一想到他的信徒、学生身陷囹圄,或在流放中颠沛流离,而他却安然无恙,他
就痛苦不堪,甚至期望被流放、“喂臭虫”、上绞架,做一个像基督一样流血的殉
道者。
十三年过后,一八九七年又是一个多事的年头,爱子夭折,两个女儿出嫁,好
友被流放,他与妻子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白热化。六月八日,他再一次出走,留给妻
子的信是这样写的:“我之所以决定出走,其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生活使
我越来越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孤独;其二,是因为现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
这个家已经不再需要我的存在了……而主要的原因是——正如印第安人到了六十岁
便遁迹山林那样一每一个信教的人在年老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愿望,要以他的余生
来供奉上帝。因此,在我已踏入第七十个年头的时候,我的心灵现在也渴望着安宁
与孤寂,以便怀着良心生活在和谐中……”然而这一次,他还是回去了,对他人命
运的恐惧与担忧再一次令他却步不前。由于中途返回,这封信并没有传到索菲娅手
里。
不过,离家出走的念头,他一天也没有去怀。“那个作为我妻子,应当像分享
我的床铺与生命那样分享我的思想的人,却成了我的敌人,反对我的想法。她是挂
在我的脖颈上的磨盘,是良心的重负,把我拖向一种错误的、虚伪的生活。我早该
把系着她和我的绳索割断了。”这番话,时时在他的心头发酵,滚沸,燃烧。这期
间,他曾对大女儿说,想到她所在的那个村庄定居,那儿没有人认识他,“在那里,
我可以去挨门乞讨”。他幻想做一个苦行僧——不珍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蔑视一
切,不为人知,背一只袋子到农家的窗户底下,去谦卑地乞讨一块面包。
最后一次出走,是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距离上一次又是十三年。这次的
导火索,是妻子在夜间偷偷地翻看他最隐秘的日记,她总是觉得他有些事在瞒着她,
因此,就时时刻刻地对他跟踪。这对于托翁来说,无疑比剜心切肤还难以容忍——
竟连生活中最后的一点点秘密都要窥伺,连灵魂中仅有的方寸之地也无情地收缴,
那就再也没有退路了。这样,“站起来,拿上手杖和大衣”!就成了他响亮的律令。
天还没亮,他就在家庭医生陪伴下,悄悄地登上了单驾马车,从后面绕出庄园,
上路了。以他的清醒、明智,不会不考虑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一八十三岁高龄,
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在家时稍微劳累一点就会晕倒,现在,冲寒犯露,颠仆道途,
不管逃到哪里,除了死亡,难道还会有其他结局吗?这些,他都在所不计了,他只
想进入孤独,到自我、到上帝那里去。他要像一只自由的野兽或者飞鸟那样,寻觅
一个神秘的去处,悄悄地老,悄悄地死。是呀,人世间有谁见过自由的野兽、飞鸟
的死亡踪迹——无论是在城市、在乡村,或者开阔的野地上。
途中,托翁由于染上肺炎,于十一月七日清晨在阿斯塔波沃车站告别了人世。
弥留之际,他号啕地痛哭着,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什么都在
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不管怎么说,这次他终于在死神的配合下,摆脱了家人跟踪、警察监视以及由
于盛名所累造成的种种麻烦,实现了不算奢侈却百蹴未就的愿望。不过,这一用生
命换来的解脱,代价也实在太高昂了。
对此,高尔基有个著名的说法:“总的来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什么时候也
不应该出走。那些在这件事上帮助过他的人们,如能阻止他这样做,那将是一种更
明智的行为。托尔斯泰的出走缩短了他的寿命,这一生命在他的最后一分钟都是有
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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