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次踏上不熟识的土地，又不懂任何一国外语，我每次出访都心里打鼓，一
颗心仿佛被提起来，在胸腔里动荡不安的感觉令我窘迫。眼睛虽能看见目力所及的
一切，可既看不懂异样的字符，更看不透人的内心；耳朵聪敏，能听见声音，带给
我的只能是茫然。这无意义的看与听，只是睁着眼睛的失明者和耳朵成为摆设的近
于白痴的人。故出访之时，我都紧紧地依附于翻译之侧，像个跟屁虫，问这问那，
比不耻下问的小学生还要无知和虔诚。这让我想到高层次的交流精通外文的重要。
诚然一个好的译者能弥补缺失，但亦有一种“隔”的感觉。

    就翻译而言，日常生活的用语与信息的交流恐怕不是问题，但更为微妙的心灵
交流以及文学作品尤其是诗的翻译却艰难得多，甚至是一种再创造。诗人翟永明访
问印度时，翻译需将汉语译为英语，再由英语译为印度语，如此转译，所言最终即
使不是面目全非，多少也该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了。一个诗人的诗如果不是言说，而
是歌唱，那诗是不可译的，因为诗之形式感的首要特征即声音肌质将完全失去。一
个象形的人无法变为拼音的人，翻译只能是一种借尸还魂。有人称翻译是地毯的背
面，与原作是无法等同的。当然也有佳妙的译作，可那大抵也因为现代诗的言说性
易于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如果诗作注重本国语言的音韵，用声音写作注重话语旋律
的诗，那就应了一句话——“诗是翻译所漏掉的部分”。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诗
被译为中文之后，颇获好评。谷川称那是诗译得好。正因为译者田原这位长住日本
的河南人是日本文学的博士，又是能用日语与汉语双语写作的优秀诗人，对诗的奥
妙有深入通透的理解，对诗之本质与两国语言有恰到好处的把握，但他带给我们的，
也是汉语中的另一个谷川俊太郎了。

    在日本的街上穿行，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啊，和中国同样的层楼广厦，
同样的大街，同样来来往往的车流，同样肤色与面目的行人，如果不说日语，真看
不出这里是东京。身在异国他乡，一颗忐忑之心，如同广告牌匾上破碎的字符，只
是些我熟识的偏旁、部首，形同被肢解的尸体；可偶尔出现几个完整的汉字，又让
我孤悬的心安稳下来。

    是啊，明晰的指路牌，汽车上喷制的广告，小店灯箱上墨写的名目，几乎都是
汉字，甚至“浅草”这样的地名，也让我想起唐诗中“浅草才能没马蹄”的诗句。
信手翻开一册日文书籍，其中汉字约占一半左右，读下去，似能知晓内容的大概。
诚然语言发音不同，可替代语言的文字多有相通处，一种没有声音的沟通，却能抵
达认知和理解。譬如我们有一次乘地铁，下车后发现徐振清没有下来。当时老徐发
现地铁上有一个空座位，便挪过去坐了下来，可一回头发现同伴都不见了，车门已
关闭。我们在车窗外与车里的老徐打着手势，急得不行，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被不
知拉到了何处。随后在站外等了两个多小时，可他竟一去不返。他后来讲，在一处
说不清的地方下了车，出站后胡走一通，发现景色颇佳，拍了不少照片。回去不知
如何走，无奈之时他想起找警察。可由于语言不通，干着急没有办法。最后他想到
了写字，用汉字和警察笔谈，几经周折，终回到住处。

    据称，早在海平面低的冰川时代，便有中国人居住在这个岛上了。西汉司马迁
在《史记》中记载了秦始皇命徐福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
子种”，在连云港起程东渡，去传说中的蓬莱仙山求取长生不老之药。据日本《百
科大辞典》载，徐福一行在海上漂泊之后，于日本纪伊的熊野浦登陆而不返，时孝
灵七十二年，其子孙终为熊野之长。或许因徐福带去“百工”、“五谷子种”故，
他被日本尊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纪念徐福的活动历千年而不衰。其实，秦
之前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国灭身亡，部分臣民和王室后裔流亡海外，这在《晋书
》、《梁书》等典籍中均有记载。日本《新撰姓氏录》中也称：“松野，吴王夫差
之后也，此吴人来我之始也。”日古籍《姓氏录》亦载：“秦人流徙各处，天皇
（仁德）使人按索鸠集得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又据日本大藏官统计，公元五四
O 年，约有秦民七千零五十三户。时至今日，秦人已不知繁衍了多少人了。据称，
羽田、波多、八多、幡多、八田、羽太等，均为秦人姓氏。或许，吴王的后裔与徐
福的东渡，该带去中国的文字，但那时的汉字应为篆体秦字，有了汉隶之后才有了
形同今日的汉字，因而，专家称三国时期汉字才传入日本，并被接受，还是有其道
理的。公元八世纪初，汉字在日本被普遍使用。九世纪末，日本人吉备、真各以汉
字为基础，取汉字的偏旁部首和部分草书字形，形成了日本文字“假名”。中国人
看不懂的部分则是日文的字母。

    在日本，我看到的书法都书写的是汉字。而在日本的书店之中，中国历代著名
书法家的字帖应有尽有，比中国书店都齐全，且印制精良。偶尔打开电视，还可看
到书法讲座。看来，中国的书法艺术在日本倒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而中国的简化字，
有相当多的文字亦从草书中来。

    说日本的文字源于汉字，可在现当代，日本人用汉字创造的新词汇，却被中国
人大量地采用。这种反哺现象，也有力地推进了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并适应这个全
球化时代的潮流。这是因为日本近代接触、引进西方现代科学与社会科学比中国早、
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缘故吧。林桦在《日式汉字与汉式日字》一文中称：“中国人
也从日本汉字中直接引用了大量汉字的概念，如革命、科学民主。与法律有关的许
多概念和词组也来源于日语，如诉讼、契约、责任、警察、和解等。”一些日本人
的日常用语，如人气、资格、议会、年中无休等，亦进入了中国的日常语汇之中。
正如他所指出的：日本人用中国人一直使用的汉字，在词汇组合、赋予新意，以及
翻译西方概念中，体现出不少创意和革新精神——一是取西洋语的发音，创造发音
相近的新词组，如浪漫、俱乐部：二是运用日语中的汉字，重新进行组合，如服务、
方针、申请、想象；三是以汉字为素材，来表达或“意译”来自西方的概念，如立
场、场合、手续、取消、经济、法律、社会等等。另外，来自日本的复合词组和造
词法，也为国人采用，如以“学”结尾的学科名称：生物学、经济学、历史学；以
“主义”和“问题”结尾的概念：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国
际问题；以“家”结尾的复合名词：小说家、外交家、教育家、音乐家等等。

    这些新词汇的创造、组合，是汉语中无中生有的发现和命名，蕴含着不凡的想
象力和智慧，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在人类精神的血液循环以及科学技术
的引进与交流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语言是人类一切智力活动的根本。

    林桦在文中还谈到，日语中关于赞美的词汇不多，而关于身份、地位的词汇却
异常丰富，光是用来表示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和“您”，就有
“私”、“拙者”、“俺”、“小职”、“仆”和“殿下”、“阁下”、“贵男”、
“贵女”和“君”等多种。或许，这种词汇的丰富，正是日本文化的基础——等级
制度的体现。建筑在家族制度之上的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以及支撑这种制度的繁琐的
社会规则，规定了日本人的行动和思考方法，它将各种各样的人都限定在适当的位
置上。日本的社会结构大部分是人身或统治服从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通
过自由意志这一媒介的结合，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这些微妙复杂的自我贬语和
对他人的敬语，于扑朔迷离之中仍能看出封建性等级制度的原形。正如高桥敷在《
丑陋的日本人》中所言：“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语言是表达意志的手段，那么
日语是旨在掩盖意志的手段。”

    自然，这种等级观念，是人类共有的通病。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东方似
乎比西方更甚。其实日本的等级制度最早也是由中国移植而来。公元七0 一年，日
本制定出一套永久管理制度《大宝律令》，亦是参照中国的政治模式而形成。而这
种制度历时长久所形成的民族劣根性，那种攀高枝、狗眼看人低、慕虚荣富贵、买
官、抢椅子等明争暗斗、巧取豪夺，甚至阴谋暗害、雇凶杀人等，于现实之中似乎
已成为整个人类的顽疾了。

    同为汉字，日本的汉文是一种变体汉文，其词汇的语义大体上与汉语相近，但
也有语义并不相同的表达。几个人聊天时，锦琦说起有的词汇的差别，如“有料”
是要付费的意思，老徐却误认为是有黄色意味的调侃。“掌上明珠”意为放在眼睛
里也不疼痛，而并非我们的至爱珍宝般的女孩。而“手纸”是指手写的书信，而非
我们认为的揩屁股的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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