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七十三年过去，我在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回到庄里。天因这场秋雨的到来而显
得微凉，镇上四周种满的柿子树果实累累，像在茫茫雨雾中挂满了小灯笼。省里的
早间新闻说，由于连日降雨，离庄里镇不远的三原地区已发生山体滑坡，目前已发
现有人遇难和失踪。

    车并没有停下，但心里一惊：我来得不是时候？

    庄里镇已今非昔比，人口正逼近十万。从前灰秃秃的镇子里，绿树成阴，道路
纵横，几座近二十层的高楼拔地而起。但我更愿意看到它还是过去那个村庄似的小
镇，更想看到瓦楞上的青草，院落里放着的锄头和纺车，再就是拖着两道鼻涕、在
门前的台阶上爬上爬下的孩子。因为在许多年前，我就住在这些瓦楞上长着青草、
院落里放着锄头和纺车的房子里。而且，想当年，三岁的我，也是那些在台阶上爬
上爬下的孩子们的一员啊。

    由当地长大的朋友引路，我们打着伞，踩着薄薄的积水，慢慢地往小镇的老街
上走。街道上时而露出拆旧翻新的迹象，有些老房子四周的墙已扒去，只剩下几根
柱子撑起的一个骨架。站在街道两旁的人举目张望，惊奇地看着几个将军搀过来一
个老太太。他们自然不认识我，即使老人也认不出来。但我在心里说，有那么眼生
吗？我也是庄里人呀。我是当年那支军队的女儿。我日夜想着回到你们中间。

    走到曾是红军司令部的大南巷张家大院，我惊愕地看着这个极普通的院子，像
一脚踩进了梦里。在我模糊的印象中，这是一座巨大的房子，如同在南方村子里鹤
立鸡群的祠堂。当年我在这里走进走出，只觉得空荡荡的，就像一片叶子飘向空旷
的大地。如今出现在眼前的，却不过是一座门楣稍高的破败老宅。

    进门是一个用麻石铺就的天井，雨水打在发黑的石面上，发出亮晶晶的光。穿
过天井，左手是一排低矮的厢房，和北方任何一个农家小院的厢房没什么区别；右
手的厢房却在早些年坍塌了，只剩下一道用塌下来的砖石潦草地垒起来的矮墙。逼
仄的院落里，种着一棵无花果，一棵柿子树，比人高不了多少。

    房东张国柱从左厢房的一间屋子里走出来，迎接我。他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脑袋上没有一根头发，但精神矍铄，腿脚利索，嘴唇在微微颤抖。跟他走进屋子，
只见靠墙放着一张行军床，铺着干干净净的白被单：门边有一对木扶手座椅，中间
的茶几上，放着一把如今已难得见到的白茶壶和几只白瓷杯。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我的心里一热，眼睛湿湿的。我知道，这完全是老人凭着记忆，按照父亲当年
住过的样子布置的，可见他用心仔细，体贴入微。事后有人告诉我，老人几十年未
离开这个院子，儿女们盖了新房也不去住，只盼着政府能修缮一下，供人们参观。
可他还没有盼到这一天，最近才把房子租出去。听说我要来，他马上找租户商量，
说这一天他无论如何要收回来，用来接待我。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已经落了下来。

    张国柱老人说，他当年见过我，还见过我父亲用胡子扎我的情景。他还说，他
家这个曾用做红军司令部的祖传院子，当年不仅住过我父亲，还住过关向应、肖克、
王震、甘泗淇、李贞他们。我频频点头，肯定他的记忆是准确的。因为他提到的这
些人都是红二方面军幸存的将领，尤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和李贞，本来就是
夫妇，但他们去世比较早，人们对他们的名字相对生疏，能记住并说出他们名字的，
如今没有多少人了。老人坦陈，红军住在庄里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刚满十岁
；红军在镇上的戏台处集会，在石川河畔操练和举行抗日出征大会，他只能挤在乡
亲们腿边看热闹。但因为记忆太深刻了，许多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可惜几十年
来没有什么人来采访他。

    我和他握手道别时，他说老首长，你要常回来看看啊。

    从张家大院红军司令部出来，我们去了立诚中学。孩子们正在上课，校园里空
旷而幽静，那座古老的藏书楼伫立在雨中默默地讲述着它经历的沧桑。楼前一尊爱
国将领胡景翼的半身塑像，大小与真人无异，稍不留意便会被忽略。藏书楼一层不
超过三十平方米的空间，布置着一些历史图片，包括学校沿革、红二方面军在庄里
的活动和胡景翼将军生平三部分。除去大门一面，基本上一个内容占一面墙。

    原本还想去看觅子镇，那个我离开庄里最后与母亲分别的地方。车开到石川河
边，桥被洪水冲断了。我说不看也罢，心里想，与红二方面军在大半年中留在庄里
的足迹相比，我那几声啼哭算什么呢？

    头伸出车窗，当我最后一眼回望秋雨绵绵的庄里镇时，说不清为什么，心里忽
然翻起一阵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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