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敦煌不是灵光一现的结果，为创造它，无数大师、工匠、艺人前仆后继，不是
飓风般的激情，而是持久如沙漠、平庸如沙漠的激情以及一代接一代的越来越炉火
纯青的手艺将它创造出来，直到时间认输，直到后继者体会到那种再也无法超越的
绝望。时代丧失了再次创造新作品的勇气、激情、氛围、能力、灵感、虔诚、专注
和手艺，只有顶礼膜拜、守护、保管、阐释、考证，或者嫉妒、盗窃、剽窃、模仿、
毁灭的份儿了。第一个窟、第一根线条、第一块泥巴、第一抹钴蓝、第一尊塑像…
…出现于北周。唐文《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公元三六
六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地，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
一个洞窟。开凿并塑造的活动经历了隋、盛唐、中唐、晚唐、宋、元、明、清，持
续了十八个世纪之久。直到二十世纪，人类的意识形态全面改变了，唯物主义席卷
沙漠，这一辉煌的艺术创造才告终结。

    敦煌是匿名的，在四世纪到九世纪的壁画中，找不到关于作者的任何资料。之
后偶尔出现作者的记载，只有四十多条，有名有姓的壁画作者仅平咄子等十二人。
佛陀一再告诫世人不要立偶像，神自己是自己的偶像，佛涅槃之后是不可见的在者。
而匠人们创造神，揣摩、创造偶像意味着作者比神更高大，这是一种罪过，他们怎
么能留下自己的名字？留名等于招供神是他们创造的。所以匿名者因为匿名而自由，
他们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并创造心中的诸神。比如菩萨，菩萨是梵文菩提萨捶（Bodhi-Sattva）
的简称，本是释迦牟尼修行而未成佛时的称号，后泛用为对大乘思想实行者的称呼。
造像时，对菩萨这一形象无拘无束：“今之画者，但贵其垮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
不达画之理趣也。”（宋·郭若虚）“妍柔姣好，奇衣宝眼，一如妇人。”（唐·
赵公佑）“慈眼视物，无可畏之色。”（元·释圆至）“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
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
人夸宫娃如菩萨也。”（宋·释道诚）

    千年过去，我依然能感觉到佛像们如何被造成肉身，线条和色彩与他们的心灵、
眼晴、手、动作合为一体。

    佛教最初是不立偶像的。公元一至三世纪前后，最早的偶像出现在印度的犍陀
罗。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佛像“直鼻深目、脸形椭圆、波状的头发、衣服褶襞的
表现形式都属于希腊风格”。（宫昭治《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美术》）希腊人热衷
的美感之一是崇高，康德说：“真正的崇高只能在判断者的内心中，而不是在自然
客体中去寻求……崇高的性质激发人们的尊敬，而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
敦煌以西的佛像都有一种崇高感。佛陀被塑造成神圣世界的王者、英雄、伟丈夫、
领袖的形象。“强调精神力量的伟大……与世界的支配者、解放者罗马皇帝相媲美。”
（宫昭治《犍陀罗美术寻踪》）佛像出现后，开始流传。“诸方国王遣工画师摹写”，
不仅传来了像，也传来了“褶襞”、音乐，传来了“色”：胡粉、藤黄、牦牛黄、
姜黄、竹黄、胭脂、靛青、铜青、石青、空青……“秦汉以前，分颜色为两大类，
即正色与间色。各有五种。正色为人们所推崇，间色为人们所厌恶……魏晋以后，
西方各种色料输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本土旧有色彩观念的约束，在保持崇尚‘正
色’的基础上，‘间色’逐渐开始流行，如汉代以后才有的青黛蓝色（即蓝靛，俗
称靛青）就是从印度传来，又如铜青（即扁青）、石青（即空青）等，也均‘出波
斯园’。”（陈竺国《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聋……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莫高窟与这种传统背道而驰。

    在早期的作品中，顶礼膜拜，亦步亦趋，线条僵硬，比如275 窟北凉时期的塑
像。但按照中国人、中国经验、中国式的世界观，比如“道法自然”或者“不偏之
谓中，不易之谓庸”来修改、补充、再造的活动也开始了。佛陀的形象逐渐地走下
了印度传来的那个神龛，它不再是伟丈夫、王者、人生方向的制定者、男性，而是
人间的赞美者、庇护者、家长、女性。诸神的形象也更为优美，更为亲和，既不与
世俗世界同流合污，也没有高高在上，而是可以共享的美妙。唐本身是一个自由解
放的时代，汤用彤说：“隋唐佛学有四种特性：一是统一性，二是国际性，三是独
立性或自主性，四是系统性。”佛教已经中国化，“中国性质的佛教逐渐兴盛。到
了宋朝，便完全变作中国本位理学。”敦煌在唐达到高峰。这个高峰已经超越了它
的初衷——宗教激情。

    从塑神到塑仙，匠人把神变成了仙。仙是在人间的。麻姑是一位仙女，颜真卿
在《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中写到麻姑：“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顶中作髻，余
发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日，不可名字……”

    姜亮夫在《札记之廿四：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说：“妇女的面部化妆，
从敦煌各画看来，与唐人诗文中所说，也无甚变化。脸上无不施脂粉的，有的是艳
如芙蓉，正是白居易的‘脸如芙蓉胸如玉’。口唇则有胭脂，岑参所谓‘朱唇一点
桃花殷’。也有作泥黑色的，大概是所谓胡俗（白居易《时世妆》中的‘鸟膏’）。
两颊或口的左右，或施红色的画点，也有用黄色的，这即唐人诗中所谓的‘妆靥’。
妆靥除红、黄两色外，有用纯圆点的，有作一弯新月形的。在于阗公主曹延禄妻李
氏供养像群的妇女面上，红、黄色圆点满面，多至八九处，有的点在眉上、下唇下、
两腮诸处。额上施黄粉，名日‘鸦黄’或‘额黄’，温庭筠词所谓‘蕊黄无限当山
额’者是也。额上又有所谓‘花钿’，这是唐人常制，在敦煌也有额间用红，花钿
不用贴而以红、绿色画者。此等头面饰，以唐以后诸窟为最甚。魏、隋各窟为简单，
此情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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