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做文学编辑时，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搞文学的走到哪儿
都罩着一层光环。那时文物并不吃香，搞文物的人都灰头土脸的，文学和文物碰在
一起，文学一定趾高气扬，夸夸其谈，文物则一声不吭，一副闭门思过的样子。

    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秦公。从我编辑部所在的胡同向西，穿过两条知名的
大胡同，然后向北一拐，有一家文物收购点，门脸不大，平时极冷清，由于我有些
癖好，有事没事地骑车溜达于此，以看西洋景的心态看文物收购，一来满足内心的
好奇，二来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捡到漏儿。

    以今天的眼光看地安门文物收购部算是奢侈极致。紫檀的写字台、紫檀的南官
帽椅都在使用中，琳琅满目的古董随意摆放，任人上手欣赏。可在当时，这算一个
穷地儿。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在奔新生活，对这些给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老物件
十分不感兴趣，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屋里冷冷清清，主人和客人里外都不爱搭理，
所以我去也常在门口转悠，与客人搭讪，消磨时光。

    我年轻时瘦，瘦给人印象不如胖憨厚，加上遇事反应又快，估计别人看我像是
心怀鬼胎。那时少有年轻人对文物感兴趣，我只要去地安门文物店里转悠，就能感
到工作人员的敌意目光，如芒刺在背，因此每次进店看东西都要在门口先运上一口
气。

    那一次，我运气后推门而进，屋里没人，光线挺暗，我就更没主意了，进退维
谷。奓着胆子喊了一声，从里屋走出一个人，由于逆光，我也没看清楚来人相貌，
按常规喊声师傅，算是与秦公认识了。

    那天该着屋里再没别人，我们俩先是不成不淡地聊着，我心里惦记古董，心不
在焉。秦公知我身份后却关心起文学来，说的问题也不外行，于是给了我们沟通机
会。俩人越说越深，越聊越有兴致，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出门分手时他告诉我说，
他是搞碑帖的，俗称黑老虎。这时我才注意了秦公的长相，慈眉善目，长发宽额，
一副菩萨相。

    秦公是个散漫的人，作息毫无规律。人渐渐混熟了以后打电话也没个点儿，半
夜三更地来一电话叫你去聊天也是常有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调到北
京琉璃厂文物总店，我也辞去了编辑部的工作，对文物的热情日益高涨，琉璃厂快
成了家，整天地泡在这条街上。那时候是收藏的黄金时代，琉璃厂什么宝物都可能
出现，按今天的价值观看，随时都可能出现“天漏儿”。我在这条街买古董倒在其
次，学本事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许多文物专家我都是在这条街上认识的。今天已经
逝去的许多文物大家当时都是这条街的常客。

    秦公好客，一请客就喜欢拉上我侃大山助兴。我年轻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又善表达，每次都把一桌人说得乐翻天，秦公背后就说我“男女老少通吃”，光吃
不侃没劲，所以每次能叫上我就一定叫上我作陪。他酷爱点菜，而且总是热情有余，
每次都剩下半桌，后来他每次点完菜，我就会去掉两个菜，他往往又会添上，说：
“吃不穷的！”

    记得有一年北京通县（现改为通州区）张家湾出了一块曹雪芹的墓碑，开论证
会，他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说这块墓碑系伪造。回来以后他连夜写了文章，
逐一指出破绽。可能是半夜知音难觅，他愣是电话把我叫去当听众。夜深入静之时，
在他的办公室，他站着，让我坐着，他大声把他的文章为我一人朗读了一遍，铿锵
有力，掷地有声。这是一个极为奇特的场景，像一场话剧，本应台下有一干观众观
看，可惜只有我们两人，一个演，一个看。我偶尔发问，可能也不在要害上，可他
却激情四射，如同讲演般地将他的这篇稿子给我念了三遍，直至天亮。

    过去古人形容知己就说高山流水，想一想都是情调；而我们在一间杂乱无章的
办公室内，烟蒂一地，茶根儿水凉。一个人直抒胸臆，另一个人侧耳倾听，实际上
有许多专业地方我半懂不懂，但不妨碍我细心感受一个文人的江湖气。江湖客如有
文人之气可称儒侠，文化人具有江湖之气会让人备感珍贵。

    秦公大我十二岁，同属羊。他走时仅五十七岁，转眼已经十年。，我过去送别
亲人都是长辈，在同辈好友中，他是先走的第一人，而且是在我面前倏然而去的，
没交代半句话。十年前我正值壮年，不能接受兄弟之间不打招呼就瞬间阴阳两隔，
许久缓不上来。

    杜甫有诗：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年轻时读此诗只觉意象极美，技巧极高
；当朋友远去不归时再读此诗，心中潸然，意象技巧均不再重要，而情感如漆似胶，
无法割舍。人生要承受的东西很多，承受朋友永别，乃重中之重。原本山间小路，
明月流水，一路欢歌，一路说笑；忽然只剩一人踽踽而行，其孤独使小路悠长明月
清冷流水无声。我们对人生的感受多数时平庸，只有当景况回天无术时，才知痛楚，
才知人生有短有长，有欢愉有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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