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九九年，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上举办了我的纪录片《疯狂英语》的国
际首映礼，全场观众几乎是在笑声中看完了这部片子。李阳如传教士、人生导师般
的教学方式在西方人看来夸张滑稽。在影片最后，李阳中英文混杂讲了一段预言式
的话：Next century，all the world speak Chinese.（下个世纪，全世界的人说
中文），引得全场观众哄堂大笑。

    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疯狂英语》的海外放映，观众的反响始终都是特别强烈
的。直到二〇〇九年，在葡萄牙纪录片电影节上，《疯狂英语》再次放映，与在多
伦多放映时一样，场内座无虚席，但在这一次的放映过程中，现场鸦雀无声。我坐
在现场，几乎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恐怖的气氛。

    一次圣诞节前后，我与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马尔科一起去意大利拿波里，负责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当地院线的老板。这个老板讲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当时意大利
影院放映的几乎都是西方每年最为重要的贺岁喜剧片，但一个意大利人走错影厅，
误入正在放映王家卫《2046》的影厅里。在厅里坐了二十分钟以后，这个意大利人
突然哐当跳起来，狂叫着：怎么全是中国人！

    从一开始的嘲笑到现在的恐惧，东西方的关系正处于变化之中。我从一九九〇
年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在那些年里，我们还有机会与张艺谋、黄建新、田壮壮、
杨德昌这些师长辈的导演在西方电影节中相会。一九九三年鹿特丹电影节，同时放
映了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我们当时正在剪接的《北京杂种》的四十分钟
片段。两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同时出现在一个电影节上，反映出那时候中西方文化正
如海绵与水一般，互相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但回过头去看那段特别热闹的历史，
这种吸引力更多是建构在双方互不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我最早对于西方电影的理解都来自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苏联的电影。直
到我一九八五年进入电影学院学习之后，看的第一部西方电影就是施伦多夫的《铁
皮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这部电影震撼了。

    而过去西方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就是中国只有一种类型片：功夫电影。在以
往的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也多以小丑的形象被嘲弄，但随着这十年来中国经济的
发展、西方经济的衰退，又有奥运会开幕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好莱坞的价值观也
在不断调整。可以说，近二十年，是中西方文化语言的“巴别塔”不断建造的过程，
也是中西方文化真正开始对话、交流的过程。最近我参加意大利乌迪内电影节，欧
盟在电影节上组织了一次东西方对话的讨论会，我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不管是建
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还是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上，人类的几大文明归根结底都指
向同一样东西——共通的人性。

    电影，归根结底还是表达人性的艺术。当关注点落在这个基础之上，过去西方
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便也消退了，中国电影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以猎奇为诉求
的中国影片无法再满足西方观众的需求。在意大利远东电影节的这次讨论会上，一
位曾发行过《花样年华》、《看上去很美》、《悲情城市》的意大利发行商说，近
几年发行亚洲电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经过最初的一段好奇之后，欧洲观众最终发
现，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人性方面与西方人并无根本区别。

    想通了这一点，便不难发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遭遇的真正问题。观众需要的是中
国电影提供更新的、对人类社会有建设意义的价值观，建立更新的美学范式，例如
中国的哲学之道，在所谓“儒家思想”背后，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恐怕有很多人
与我有相似的疑惑，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环境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很多旅居国外的导
演都回到国内，大量的港台导演进军内地，仅仅是中国市场大这个简单的解释恐怕
不足以说明问题。实际上，这背后是否还因为中国依旧有它独特的魅力，现在的中
国还是拥有一种沸腾的生活？

    这次在上海电影节上也组织了一场讨论，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导演如何
应对好莱坞影片。在去参加讨论会的路上，我和同行的贾樟柯、娄烨聊天，他们都
说，咱们这次不要变成祥林嫂和怨妇，但最终讨论会的基调依旧不可避免地滑向这
样的气氛。而陆川的哭泣，再一次证明新闻记者关注的并不是大家真正讨论的思想
道理，而是一个愤怒、哭泣的表情，聪明的陆川当然掌握了这种心态。但“好莱虎”
实际上并非华语电影面临的唯一的对手，好莱坞正在占领全世界。面对好莱坞，我
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抗拒，还要客观地接受。也正是有了好莱坞，中国的电影院增多、
银幕数量增多、票房增长，并且完成了整个院线的建设。也许电影审查等现实问题
我们不能回避，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关注的还是电影艺术的核心——我们究竟要表达
怎样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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