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亲离开我们家的那一天，是在二十年之前。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闷热的
天气——一场雨将落未落，夏季的热风徐缓地拍打着窗扇。时间是正午，我们全家
人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有一条硕大的鱼，被我们非常精细地吃掉，余下一根白里
透乌的鱼骨，像齿牙破损的梳子。若非父亲，我们很难吃到那么大的鱼，我们都知
道，母亲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

    我们打着饱嗝，除了父亲。母亲很快就否定了那条硕鱼，原因是，一根细刺滞
留在她喉腔里。她吭吭地咳着，伸长了脖颈，喉部的皮肉一紧一紧，努力查找那根
鱼刺的位置。父亲从盘子里拿起半张油饼，撕掉一块，递给母亲：嚼得粗粝一点儿，
大口吞咽，把它裹挟下去。

    二十年前，父亲已经是一名技术过硬的铁路桥涵工程师了，这就是他的语言风
格——词汇丰富、铿锵坚硬，散发着混凝土的气息。母亲把那块油饼潦草地嚼了两
下，用口腔团成一个粗粝的饭团，大力往下吞咽。她噎出了泪花。后来，父亲又吩
咐我：去弄醋，一碗。

    我去厨房找到醋瓶子，像父亲说的那样，倒了一大碗。母亲斥骂我要把她酸死，
但她还是痛苦地喝掉大半碗。最后，父亲吩咐我去找手电筒。他对我们的家异常陌
生，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东西。我找来手电筒，父亲严肃地把椅子往母亲跟
前挪近几尺，让她尽可能地张大嘴巴。母亲的口腔完全张开了，手电筒的光柱照着
她白厚的舌苔、鲜红的喉咙。父亲忙碌了一阵，皱着眉，结束了他的尝试，转而征
询母亲意见，要不要到医院去：医生有办法，他们有专用工具，高瓦数灯、长镊子。

    父亲重重地把手电筒放在餐桌上，手电筒骨碌碌滚动。父亲和母亲都盯着它，
直到它轧到一块西瓜皮上，停住不动了。母亲喉部再次紧缩几下，试了试，说：没
那么疼了，观察观察再说，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再说，哪有时间去医院？下午还有
大事要办。买什么不好，非要买鱼吗？

    母亲大力端起盛鱼的盘子，把那根鱼骨倒进垃圾桶。接着，他们就去办那件重
大的事，留下我和姐姐在家里洗碗。直到下午，我和姐姐才知道，那餐丰盛的午饭，
包含着无尽的寓意。

    为那一刻，他们做了诸多准备：父亲千里迢迢从远方归来，乘坐一列不停怒吼
的火车。父亲每次回家，都不厌其烦地对我描绘有关火车的一切——原野、飞驰、
轰鸣、吼叫、震颤。他希望我长大后也做和火车有关的工作，那样才配得上男人这
个性别。对他的这种教诲，母亲深恶痛绝，每每粗暴干涉，使我们的交谈转入鬼鬼
祟祟……

    母亲一早起床就擦拭厨房，用去污粉和洗洁精，把陈年的油迹一扫而光。婚后
漫长的琐碎生活，使母亲掌握了高超的统筹学方法。任何一件家务活，她都能迅速
罗列甲乙丙几种流程——哪种节省时间，哪种窝工——判断迅速，落实准确。母亲
当时在一家轴承厂上班，多少年了，还只是普通车工。我总是为她鸣不平，认为以
她的能力，完全够格当上车间主任——工业化生产离开统筹学，几乎不可想象。那
天早上，母亲把厨房擦拭得焕然一新，穿插醒发了一块大大的面团用以做油饼，烧
好两暖瓶开水，择好、洗净了十几样菜。父亲在中午之前敲响家门，手里提着那条
硕鱼。母亲基本上把饭菜都做齐了，油饼刚出锅，撒了芝麻，泛着油香。但我们更
钟情于父亲下火车后在一家水产市场带回的硕鱼。母亲看着那条鱼，想不出除了下
锅做掉，还有别的什么处置方式，只好重新热锅炖鱼。

    那天，天气闷热，雨一直将落未落，热风缓慢地扑打着窗扇。父亲和母亲干完
大事回来后，家里气氛异常诡异。父亲更为严肃，母亲显得有点儿亢奋，她走来走
去，最后站在窗前观察天气。接着她发现有一扇纱窗出现了问题，就回头吩咐父亲
：修好它，否则，苍蝇蚊子都会一股脑儿飞进来。

    父亲也走到窗户前，审视那面纱窗。母亲给他找来钳子螺丝刀等一应工具；父
亲把纱窗卸掉，铺在地上，想法把纱网钻出来的一只角重新塞进铝合金窗框里。他
们那时看起来夫唱妇随、心心相印，我和姐姐都想不到纱窗修好后，母亲向我们宣
布，他们离婚了。

    母亲持续着她反常的亢奋，走来走去，无一刻安歇。姐姐忽然趴在茶几上，哭
泣起来。她那时候正处在热恋之中，一个教地理的初中老师对她殷勤备至，他们正
准备谈婚论嫁。我很同情在她这么甜蜜的人生阶段，出现这么一段不幸的篇章。

    父亲和母亲一起检查了家里所有的纱窗，确信不会有苍蝇和蚊子通过那个渠道
飞进来。那栋房子是我们新分到的，以父亲的名义，从他的单位分到的。这使我怀
疑，他们离婚的念头由来已久，只是一直在等待这套房子得以落实。我们不能没有
房子，这个共识，是全家多年挤住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形成的。单身职
工没有分房资格，因此，我能想象得到，他们为了分到这套房子，付出了何等的耐
心。

    母亲又一次从父亲跟前经过的时候，父亲翕动鼻翼，做出离开的决定。我也闻
到了一股雪花膏的气味——母亲到卧室里去了一阵，原来是往脸上涂抹雪花膏。这
个举动含有向父亲献媚的意味，或者是她想给他留下芬芳一点儿的记忆。父亲打了
一个喷嚏，表示对那气味的敏感。他瓮着声音说：要下雨了。二十八号桥墩……雨
量达到警戒线……需要密切注意。

    这些唬人的专业术语，只是换来母亲的轻蔑一哼。

    我对母亲的态度多少有些不满：二十八号！这说明，那条壮观的大桥至少有二
十八根桥墩！

    父亲一下就洞悉了我的惊叹，说：你……明年考大学，要选择一个工程类院校。

    然后，父亲如释重负地站起身，到电视机旁边提起他那只旅行包，环顾我们，
实际上是在环顾房子，说：房子不错，框架结实，承重墙钢筋分量合格，大约能抗
六级地震。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他这样说，仿佛房子是他修建的。其实，他只是一个桥涵工程师。但反过来想，
修桥和盖房都是建筑方面的事，应该有共通之处。况且，他回家之后总是在墙上敲
敲打打的动作，还是相当专业的。

    父亲站在门口，最后环顾这个婚姻的纪念品，然后体贴地替我们关上了防盗门。

    都不用送，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说。

    在他关上防盗门之前，母亲尖厉地喊叫了一声：再见！缪一二！

    缪一二就是我的父亲。二十年前他轻轻关闭那扇防盗门时，清晰地听到了我母
亲的尖叫。那里面包含着无尽的爱意和怒意，都足以催促他头也不回地离开。

    母亲的那句临别赠言，在当年就蒙上了预言的光辉——她应该说“永不再见”，
而不是“再见”。二十年来，我每每想起缪一二，记忆里总是伴随着母亲的那声号
叫。事实证明它果真是一个谶语：我的父亲缪一二的名字，再度从母亲口中吐出，
他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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