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浙江鄞州是个很有趣的城市,这地方传统是晴天耕田,雨天打孩子。- 零四七 年来了个县长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幼苗,不要打。把打孩子的时间投入到 念书吧!”高音喇叭喊,余音缭绕……鄞州人就真的开始读书了,晴天种地,雨天 读书。读腻了,手痒,又打孩子。县长不高兴了,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幼 苗。不能打,立法!”于是中国第一部未成年保护法出现了,就叫《青苗法》。 县长就是王安石。 王县长在鄞州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筹备二十年后的变法,二是让鄞州人读书。 王县长不是刘谦,又没有董卿超级大托,所以变法变得破绽百出,台上台下哄声一 片。但在鄞州的办学,却是很成功的。 中国历史最重视教育的是宋朝,曾经发生过三次兴学运动。而这三次兴学都与 鄞州王县长有关,第一次“庆历兴学”时他正在鄞州。以鄞州为试验点,所得经验 直接用在第二次,也就是他主导的“熙宁兴学”。熙宁兴学的影响深远,直接派生 了第三次的“崇宁兴学”。所以这三次兴学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的、多米诺骨牌 运动。其发轫点,就在浙江鄞州。 鄞州办学影响了整个北宋教育。崇宁三年,全国学生达到了二十一万。三次兴 学使北宋人民集体脱盲,放眼望去,苍茫大地公知一片。夸张地说,这次办学甚至 影响了宋王朝的存亡。情况是这样,在王县长的倡导下“扫盲运动”进行得很彻底, 做到了全国无盲。这使得“江南七怪”瞎子柯镇恶被迫远走大漠,其后收徒郭靖, 其后结识铁木真,其后蒙古铁骑入侵……天下大乱。 王县长眼神不好,《宋史》说他:“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有 白内障,看不了那么远。现在,他的眼睛盯住了鄞州城东的孔庙,打算改装成学校。 这不算他的创举,宋朝的学校都是以孔庙做主体建筑,学庙一体,具有祭祀和教学 双重职能。早期祭祀的比重很大,香火缭绕把孔圣人熏得活像包龙图,两边陪坐的 孟轲、曾参熏得黑白相间,感觉孔子正在跟一头熊猫和一匹斑马聊天。倒是应了 “有教无类”。在王县长的办学思想里,学习是最重要的,给不给圣人烧香无所谓。 于是把孔庙翻新装修成了教室,于是也没什么人再去烧香。孔、孟、曾无聊得要命, 以至于学生在教室朗诵“三人行必有我师”时,师徒三人在隔壁“三人行必斗地主”。 孔庙雕塑的座次一般是孔子坐中间,两边分坐孟轲、曾参。鄞县稍有不同,将 兴办教育的王县长排进了座次,放在了孟子前面。《裎史》说“王荆公封舒王,配 享宣圣庙,位居孟子上”。除了感恩王县长使县城人民脱盲,另有传说,话说某次 庙里的老孔显灵,突然开口叫两个弟子“孟轲曾参!”叫得有点急,黏音了,结果 Michael Jackson “嗷”一声从美国跑过来,把县城人民吓蒙了,于是重组。 只是传说,无法实地考据,学校早搬了。《鄞县志》说“唐元和九年学建于县 之东,皇朝崇宁二年移县西南”。 浙江鄞州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是中国大陆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鄞州县学 又矗立在县城的东边,当然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学校,文化的曙光由鄞县开始, 继而照亮整个中国,告别黑暗启蒙文化,冥冥天意。鄞县,王县长,任重道远。 上段话酸了吧唧,有点像余含泪。王县长最讨厌酸儒。他是江西人不是山西人。 不好这一口。他的办学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慈溪县学记》说得很清楚, 这位实用主义者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 “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为天下国家之用。” 就是说别学那些没用的,别扯那些没用的。宋初科举考试选题出自宋刻巾箱本九经 白文:《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 王县长变法时说这些经书培养的都是酸酸儒,我们又不是蒙牛,没啥用。简化,瘦 身,把教材改成了《三经新义》。教学的目的是为国家输送人才。会写六种“茴” 字的孔乙己又怎样?去咸亨酒店消费从没给他打折,倒是腿给打折了。 于是找老师,找有学问的老师。王县长自己是不亲自教学的,原因是他有点心 虚。 王县长是政治家文学家,做学问却稀里糊涂,曾写过一本说文解字类的工具书 叫《字说》,几乎是胡说八道。苏东坡问他:“笃”字怎么解释?“用竹子抽马为 笃。”苏轼有点困惑问:“那么,以竹子打狗,为什么笑哪?”又问“波”字何解? 王安石道:“水的皮就是波。”老苏彻底蒙了,“按你这说法,‘滑’就是水的骨 头?”最后一问点了穴,王县长目瞪口呆,苏轼问:“爹”字何解? 大概也清楚自己胡说八道,所以找老师授课。宋朝的老师来源分两种,一是中 书堂除教授,由国家教育局从在职的官员中举荐任命。另一种地方举荐“未仕,有 经术行谊者”,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老师,叫“权教授”或“补差教授”。两者的 条件都十分严苛,元丰元年,全国的州府学官教授一共才五十三人。这个制度发布 于熙宁四年,是王安石变法中很重要的一项。所以说他在鄞县办学直接影响到“熙 宁办学”是有依据的。实际上,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在鄞县开始试验这个制度了,鄞 县给了他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前面说鄞县人只打孩子不读书是扯淡,在一零四七年,这片土地上活动着五位 大儒,叫“四明五先生”,分别是:楼郁、杜醇、杨适、王致和王说(这个“和” 是连词,王致与王说的意思。不是卖臭豆腐的)。五位大儒有学问,特别是杜醇 “杜君者,越之隐君子,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王县长写信请五位先生出山,他 们愉快地答应了,被打动是信里这句话:“下雨天手痒,这里的孩子多,并且是别 人家的,不用心疼。” 硬件设施齐备,学生蜂拥而至。王安石的政策规定,宋朝学生不用承担赋税和 徭役,还白吃白住“日行两供,升堂会食”,学习用具也免费,并补助津贴。钱不 成问题,宋朝政府给学校划拨“学田”作经费,鄞县的学田很大。《四明志》: “学田四零六亩,地四十亩,山五十九亩,海涂田地五九九,鱼池一二四口。”做 学生是幸福的。读书好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里还有女的哪!”晋朝鄞县的老 县长梁山伯,就是因为读书才做了县长,也因为读书,跟班里同学搞对象,媳妇都 娶回家了。 鄞县有山有海,书山有路,学海无涯。王安石又在鄞县撒下了一把读书种子。 于是迅速生根发芽,这把是神奇的,王县长走后,鄞县破天荒出现了进士。其后愈 演愈烈,整个宋朝鄞县一共诞生了七百一十八名进士,至清道光,又诞生了一千零 二十四名。一千零二十四这数字太过于神秘。所以,他是把种子撒向大地,还是邮 箱……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