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浙江鄞州是个很有趣的城市，这地方传统是晴天耕田，雨天打孩子。- 零四七
年来了个县长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幼苗，不要打。把打孩子的时间投入到
念书吧！”高音喇叭喊，余音缭绕……鄞州人就真的开始读书了，晴天种地，雨天
读书。读腻了，手痒，又打孩子。县长不高兴了，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幼
苗。不能打，立法！”于是中国第一部未成年保护法出现了，就叫《青苗法》。

    县长就是王安石。

    王县长在鄞州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筹备二十年后的变法，二是让鄞州人读书。
王县长不是刘谦，又没有董卿超级大托，所以变法变得破绽百出，台上台下哄声一
片。但在鄞州的办学，却是很成功的。

    中国历史最重视教育的是宋朝，曾经发生过三次兴学运动。而这三次兴学都与
鄞州王县长有关，第一次“庆历兴学”时他正在鄞州。以鄞州为试验点，所得经验
直接用在第二次，也就是他主导的“熙宁兴学”。熙宁兴学的影响深远，直接派生
了第三次的“崇宁兴学”。所以这三次兴学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的、多米诺骨牌
运动。其发轫点，就在浙江鄞州。

    鄞州办学影响了整个北宋教育。崇宁三年，全国学生达到了二十一万。三次兴
学使北宋人民集体脱盲，放眼望去，苍茫大地公知一片。夸张地说，这次办学甚至
影响了宋王朝的存亡。情况是这样，在王县长的倡导下“扫盲运动”进行得很彻底，
做到了全国无盲。这使得“江南七怪”瞎子柯镇恶被迫远走大漠，其后收徒郭靖，
其后结识铁木真，其后蒙古铁骑入侵……天下大乱。

    王县长眼神不好，《宋史》说他：“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有
白内障，看不了那么远。现在，他的眼睛盯住了鄞州城东的孔庙，打算改装成学校。
这不算他的创举，宋朝的学校都是以孔庙做主体建筑，学庙一体，具有祭祀和教学
双重职能。早期祭祀的比重很大，香火缭绕把孔圣人熏得活像包龙图，两边陪坐的
孟轲、曾参熏得黑白相间，感觉孔子正在跟一头熊猫和一匹斑马聊天。倒是应了
“有教无类”。在王县长的办学思想里，学习是最重要的，给不给圣人烧香无所谓。
于是把孔庙翻新装修成了教室，于是也没什么人再去烧香。孔、孟、曾无聊得要命，
以至于学生在教室朗诵“三人行必有我师”时，师徒三人在隔壁“三人行必斗地主”。

    孔庙雕塑的座次一般是孔子坐中间，两边分坐孟轲、曾参。鄞县稍有不同，将
兴办教育的王县长排进了座次，放在了孟子前面。《裎史》说“王荆公封舒王，配
享宣圣庙，位居孟子上”。除了感恩王县长使县城人民脱盲，另有传说，话说某次
庙里的老孔显灵，突然开口叫两个弟子“孟轲曾参！”叫得有点急，黏音了，结果
Michael Jackson “嗷”一声从美国跑过来，把县城人民吓蒙了，于是重组。

    只是传说，无法实地考据，学校早搬了。《鄞县志》说“唐元和九年学建于县
之东，皇朝崇宁二年移县西南”。

    浙江鄞州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是中国大陆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鄞州县学
又矗立在县城的东边，当然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学校，文化的曙光由鄞县开始，
继而照亮整个中国，告别黑暗启蒙文化，冥冥天意。鄞县，王县长，任重道远。

    上段话酸了吧唧，有点像余含泪。王县长最讨厌酸儒。他是江西人不是山西人。
不好这一口。他的办学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慈溪县学记》说得很清楚，
这位实用主义者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
“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为天下国家之用。”
就是说别学那些没用的，别扯那些没用的。宋初科举考试选题出自宋刻巾箱本九经
白文：《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
王县长变法时说这些经书培养的都是酸酸儒，我们又不是蒙牛，没啥用。简化，瘦
身，把教材改成了《三经新义》。教学的目的是为国家输送人才。会写六种“茴”
字的孔乙己又怎样？去咸亨酒店消费从没给他打折，倒是腿给打折了。

    于是找老师，找有学问的老师。王县长自己是不亲自教学的，原因是他有点心
虚。

    王县长是政治家文学家，做学问却稀里糊涂，曾写过一本说文解字类的工具书
叫《字说》，几乎是胡说八道。苏东坡问他：“笃”字怎么解释？“用竹子抽马为
笃。”苏轼有点困惑问：“那么，以竹子打狗，为什么笑哪？”又问“波”字何解？
王安石道：“水的皮就是波。”老苏彻底蒙了，“按你这说法，‘滑’就是水的骨
头？”最后一问点了穴，王县长目瞪口呆，苏轼问：“爹”字何解？

    大概也清楚自己胡说八道，所以找老师授课。宋朝的老师来源分两种，一是中
书堂除教授，由国家教育局从在职的官员中举荐任命。另一种地方举荐“未仕，有
经术行谊者”，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老师，叫“权教授”或“补差教授”。两者的
条件都十分严苛，元丰元年，全国的州府学官教授一共才五十三人。这个制度发布
于熙宁四年，是王安石变法中很重要的一项。所以说他在鄞县办学直接影响到“熙
宁办学”是有依据的。实际上，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在鄞县开始试验这个制度了，鄞
县给了他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前面说鄞县人只打孩子不读书是扯淡，在一零四七年，这片土地上活动着五位
大儒，叫“四明五先生”，分别是：楼郁、杜醇、杨适、王致和王说（这个“和”
是连词，王致与王说的意思。不是卖臭豆腐的）。五位大儒有学问，特别是杜醇
“杜君者，越之隐君子，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王县长写信请五位先生出山，他
们愉快地答应了，被打动是信里这句话：“下雨天手痒，这里的孩子多，并且是别
人家的，不用心疼。”

    硬件设施齐备，学生蜂拥而至。王安石的政策规定，宋朝学生不用承担赋税和
徭役，还白吃白住“日行两供，升堂会食”，学习用具也免费，并补助津贴。钱不
成问题，宋朝政府给学校划拨“学田”作经费，鄞县的学田很大。《四明志》：
“学田四零六亩，地四十亩，山五十九亩，海涂田地五九九，鱼池一二四口。”做
学生是幸福的。读书好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里还有女的哪！”晋朝鄞县的老
县长梁山伯，就是因为读书才做了县长，也因为读书，跟班里同学搞对象，媳妇都
娶回家了。

    鄞县有山有海，书山有路，学海无涯。王安石又在鄞县撒下了一把读书种子。
于是迅速生根发芽，这把是神奇的，王县长走后，鄞县破天荒出现了进士。其后愈
演愈烈，整个宋朝鄞县一共诞生了七百一十八名进士，至清道光，又诞生了一千零
二十四名。一千零二十四这数字太过于神秘。所以，他是把种子撒向大地，还是邮
箱……是个谜。

下一章　回目录